《山花》2015年第7期导读

发表时间:2018-04-10 15:50
《山花》2015年第7期导读
发布时间:2015.07.09  查看:169


《山花》2015年第7期导读

白 地


      反腐是当前社会现实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有众多的作家涉足这一题材,但多数作品往往是在符合主流观念的话语中呈现社会生活现象,也许故事很精致,叙事流畅,但较少对生活、人性内在意蕴的挖掘和对艺术感的寻求。当读到老作家尤凤伟的《对口词》时内心不免有些讶异:似乎他更注重于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宏观表达,如《中国一九五七》《泥鳅》等。在小说《对口词》中,他以近乎特效镜头的方式描写了讯问双方的交锋。山树林局长在被双规前离奇昏迷,他的秘书冯远飞被纪委作为突破口,但在双方暗露峥嵘的短兵相接中并未指向有效的结论——虽然山树林确实违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冯远飞则因领导的一句戏言而成功脱险。其实故事的结果远非那么重要,而且在小说中作为事件动因和背景的事实也是以类似于舞台背景交待的方式出现的,体现出作者的创作本意也不在呈现反腐战线的又一次胜利,而是双方交锋中由语言的对峙、游离或断裂产生的叙述张力和主人公某种坚持。引子与尾声的间接叙述,不仅有效避免了叙述者的介入,也搁置了政治和道德上的判断。作家有效运用了“对口词”这一曲艺形式的特点,语速极快,衔接紧密,情绪激昂,但这已不是艺术上的吻合,而是语言自身的演绎逻辑,并贴合人物身份特点和精神情感状态。至于冯远飞语言中的内容的真与假及其行为选择的对与错,是道德判断而非艺术的必须。当然,特定的话语也有效表达了社会生态的复杂及人性的多种可能。在个人的理解中,纯粹以对话构成叙事是最艰难的,因为叙述者不能方便地介入事件与人物的内部,但与此同时,这种叙事方式却也可以通过语言留下足够的空白让读者想象,有极强的现场感。

      张生《穿人字拖的少年》的表层是一个青春故事。大学生苏省与学校图书馆的陈丽君因学生气十足的恶作剧而相识相恋,这种正常的情感同时也唤醒了身体的欲望。但在曾经的社会生活中,情感因欲望的存在而成为了原罪,双方都经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在被学校发现后,他们选择了自杀殉情,陈丽君果断选择了死亡,而苏省在最后一刻放弃,并在日后成为了一名作家和大学教师。生活中人们常讨论,死去与活着,哪一个更有勇气?其实这种讨论没有多少意义,在不同的处境下,出于对生命、生活的不同理解,每一种选择都有其价值。在本篇小说中同样如此。当然,死亡作为情感事件中的当事人的共同选择,其中逃避的一方总显得有一定的道德欠缺,由此产生愧疚感。在故事中来说,这种感觉多少可以通过苏省对自我存在的遗忘体现出来:他在故事中一直是一个被叙述者,直到故事结尾,才与作为叙述者的“我”重叠。但遗忘永远不可能转变为消失,在生活中的某些时刻,会以更强烈的方式烙出曾经的生命印迹。于怀岸的《原路返回》则把关怀的笔触伸向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罹患绝症的老人。小说叙述了小城里的一个叫“超期颐”的老年登山队的兴起与离散。现任队长赵丰成恪守着已自杀的前任队长彭胜华的嘱托,每次登上山顶都相互招呼着原路返回,直到最后赵丰成自己在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中选择了死亡。就社会整体而言,面对生命当然是选择活下去。但对罹患绝症的老人而言,他们不仅如一般的老人一样得面对孤独,还得面对无可阻挡的死亡。多数时候,他们的这个生活世界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孤独和绝望,他们的生命意义……如果说登山具有一种生命超越的意义,原路返回则是一种生命的坚韧。但这种韧性是有限度的,它无法战胜从生命内部涌出的幻灭感:生命过程是单向的,它无法原路返回。在生命的这一残酷现实面前,所有的关爱话语都显得无力。周瑄璞的《人民艺术家》是一篇具有反讽意味的作品,自以为是“人民”的艺术家,但“人民”却已远离。史香云是一名颇有名声的歌唱家,但随着岁月逝去,终于不得不退出舞台,但内心却无法接受这一现实,于是利用各种机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希望人们记住自己。在一次参加研讨会后,人们的种种表现终于让她重新找到了真实的自己,蒋在的《街区那头》有一种较强的异质感,这也许与她的留学生活有关。卡拉因一个莫须有的父亲亚历克斯而疏离了自己的亲人,当她寻找到亚历克斯时却发现原来对方是一个女性。但显而易见,作者并不是要批判谣言对生活的毁灭。对父亲的寻找其实也是对自我的寻找,这种寻找最终让她失去了爱和安慰。

      陈丹燕的散文《上海咖啡馆十九年变迁记》通过咖啡馆这一现代都市特有的风物十九年的变迁形成对一个城市的记忆,这种记忆方式隐秘而深入血液。它不仅构成了城市生活空间,也是人的存在的构成部分。咖啡馆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暧昧变为当下的国际化的明朗,这不仅是作为现代都市文明重要象征物的风格变迁,也喻示着时代风尚和内在精神的变化。上海从一个想象中的带着摩登之风的城市真正转变为现代化的国际都市,其标志并不在陆家嘴的高楼,而正在咖啡馆这样的微小事物中体现的气质。墨白的随笔《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一方面涉及作家自己的小说,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中的人与事。其实二者之间又是一体的:小说呈现着欲望与理想、痛苦与爱之间的复杂关系,现实中,无论是作家生活历程构成的对比,还是海子、罗德里格兹的生命状态,其实都在向我们昭示着,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始终不要抛弃精神的高贵。李美皆的《“女神”的家务事儿》深入到琐碎的日常生活,别有一番情趣。家务也许是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到痛苦和恐惧,甚至焦虑和绝望,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件事儿,有时自己忍不住会想,别人是如何应对一个精神的自己和一个世俗的自己的?原来人人都不免在这两者之间摇摆挣扎。确实如作者所言,和家务相处,就是和世界相处。但愿我们都能在精神与日常生活中找到那个平衡的支点。如果不是经由蒋蓝的《豹诗典》,我们很难想象人类的精神世界与豹这种离多数人的生活有着遥远距离的动物产生了如此多的关联。豹这种动物藉由人类的文学艺术而具有的多重内涵,在蒋蓝的笔下如一幅长卷细腻地展开,作者也确实援引了众多典籍,但我们关注的早已不是它的“物”属性,而是人类自己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的无尽可能。

      李郁葱的组诗《天真和经验之歌》除了标题以外其实与布莱克并无太多关系——当布莱克从天真走向经验,展现出诗人的生命历程,而李郁葱的诗歌中展现的,是天真的诗心与现实经验的混合。人在生活中不断与现实相遇,与事物相遇,这正是经验,但并不是所有的相遇都会转化为诗,使经验成为诗歌的正是那向世界洞开的诗心。

      张清华在《坚忍的死与珍贵的生》中以诗歌为主线,回顾了2014年发生的生与死的事件。余秀华以其艰难的生存和直击生存本相的诗歌近乎成就了一个新神话,但在媒体制造的泡沫中,人们往往既抛开了她的诗歌,也抛开了她的生存。她的意义,在于通过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书写,见证了生命的处境;而陈超和卧夫则以死亡这一同样的方式呈现了不同的生命形态,虽然他们的诗歌内涵和风格大相径庭,但都指向了对“人”的生命意义的探索。生与死是相对的,但生与死确实都能使我们更强烈地意识到并思考存在的意义。《“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土写作”笔谈》是张颐武主持的对城镇化背景下的乡土写作进行的多角度阐释,本期提供的是徐刚、徐勇、师力斌三人的观点。城镇化虽不一定意味着乡村的消失,但一定会为整个文化生态带来重要的影响,乡土文学写作也必然形成全新的经验。徐刚对近期乡村叙事中的寓言化策略作了检视,认为一味地寓言化必然使写作远离乡村的现实,避实就虚。徐勇从对文学史上呈现出来的城乡关系的梳理出发,分析城乡之间更深层次的结构关系,认为在城镇化这一基本的社会事实下,将会产生更广义的大乡土文学。师力斌则探讨了城市化背景下乡土文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我们只有超越表象地去思考农民为什么进城,进城以后又将如何,才能为乡土文学的发展提供更加有价值的内涵。戴冰的《蓝色的圆石》是对博尔赫斯小说《蓝虎》的解读。博氏的小说世界虽然常常如同迷宫,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谜语,而是对世界的本源、存在形式等多重命题的哲学性思考。无论以何种知识作为手段,我们对世界的思考都只能成为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世界的一个碎片。世界不可穷尽,也许这是人类得以存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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