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确切的身份就是过客——纪尘漫谈

发表时间:2018-04-10 16:24
我最确切的身份就是过客——纪尘漫谈
发布时间:2015.06.11  查看:89

纪尘  广西人,瑶族。于2000年从事文学创作,鲁院2004年少数民族作家班成员,广西第五届签约作家。迄今已有多部小说和旅行散文发表于国家大型文学刊物,如《钟山》、《大家》、《作家》、《上海文学》等,长篇小说《美丽世界的孤儿》荣获第三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 此外有文集《乔丽盼行疆记》、《宠物记》、《远方,一无所有、应有尽有》、《贺州浮世绘》、《纪尘小说集》面世。喜爱动物及旅行。目前暂居大理,开有一家名叫“远方”的客栈。

我最确切身份就是过客


 ——关于行走,关于文学的漫谈

                             

谢挺  纪尘


谢挺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大理,当时大理有个改稿会《大家》的韩旭老师隆重推荐你,说如果实在无聊的话,可以去见见你。他原话是个“开客栈的小朋友”。他大概向很多人这么力荐过(笑)——不过,事后证明,这是一次愉快的见面,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表,其实我心里还是很惊讶的,这是个奇特的女。我想起三毛,我猜有很多人会因你想到三毛,不知你对这个想法是否介意?

纪尘噢,若不是你提起韩旭老师,我会以为自己从不曾见过你。我对人名的记忆力很差。当然现在想起来了,但我真的不记得我们在大理见过,而应当是在昆明吧。我们几人在一个很好的饭馆用餐,我一直记得那餐馆明晃晃的水晶灯,当时心想,哇,好豪华。虽然以前在城市生活时类似的馆子下过不少,但在大理呆久了,在路上走久了,这样的待遇总觉得有些梦幻。帮我谢谢韩老师,他是个可爱的人。

嗯,是有不少人说我跟三毛相似,这里的相似,我想,更多指的是气质上,套一句时尚的话来说,就是“波希米亚风格”(笑)。我没见过三毛真人,她去世时我还是个初中生。我是在她逝世后才接触其作品的,当时我正处于苦恼的青春期,看她的第一篇文章名叫《送你一匹马》,此文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激励。对这一点,我深深感激在心。个人认为,生于七十年代的许多人,对三毛都会有深刻印象,甚至这印象会终其一生。在某个角度来说,她就是一面旗帜,她以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文字叙述,为不计其数的年轻人诠释了“流浪”。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多,我明白了,这更多是一种内心的流浪,一种游子特有的乡愁,一个敏感感性的女人的思想呈显。

我不知三毛的作品在台湾的影响力如何,但对于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读者,这种惊心动魄的浪迹天涯无疑像一道遥远的绚丽的彩虹,让人惊叹且无限神往。

我是从2000年开始行走的,之后便没法回头了。刚开始听到有人把我跟三毛相比较时,内心有着微微的惶惑。那时我已鲜少阅读她的作品(中学时都读遍了)并开始了纯文学创作——这其实才是我写作的主要方向。我觉得,是不是人们觉得我在“拷贝”她的生活状态和写作方式?对于当时年轻气盛的自己而言,尽管这种比较并无恶意,内心还是有些不堪承受。当然现在我已不再有这种疑虑了。三毛这面旗帜太鲜明,在人们的头脑里铬得太深,人们将我们联想到一起,很是自然而然。

三毛的确深深地影响过我,不仅是文字,更有她的人生观,价值观。而之所以她的作品能唤起共鸣,是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或说,我们的心性有着相通的地方。再直白一些,我们是“同道中人”——哪怕我们不是生活在同一时代、接受的也不是同样的教育。这就像在路上遇到的一些人,虽然个性不同,经历迥然,但心智品性总有一些共同点,可以划为“同类项”。这一点已在大理古城得到了活生生的印证。在大理,在这个小小的镇子,我庆幸地发觉,自己竟拥有比在城市更高密度的志同道合者。

最后我想说,我的人生一定与三毛不同,但对于这位特立独行的女子,我永远心存感激与尊敬。

谢挺关于行走,关于文学,它们的连接点,其实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两个人,一个是明朝的徐霞客,一个就是台湾的三毛。他们两者有没有可比性?你更认同前者,还是后者?

纪尘我认为没必要比较。人们生活在不同时代,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行走和表达方式自是各不相同。何况还有性别差异。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单身女性和一个单身男性各自上路,哪怕去同一个地方,遇上同一拨人,他们的际遇以及人们对待他们的方式,必不相同。退一步,就算撇开外在因素,不同性别的内心世界和感受力也各不相同(这里且不谈个体感受力)。这是注定的。只能说,各有各的风尚,各有各的精彩。

谢挺我们都是通过文本去认识与亲近作者,但与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的是,或者纪实文学的作者,我们对他(她)本人的认同度更高,小说作者更像一个藏身暗处的智者,而纪实文学的作者,可能与我们生活中见到的,活生生的个体,并无二致,也即是说他们传递的信息是一律的。说到这,我想起你《叙利亚》一文中修道院的段落,还有韩国人的责难,作者流泪时,我们也为之难受,感伤。

纪尘小说,特别是纯文学小说,总是比较小众——这从我们的纯文学刊物的发行量就可看出(笑),还有诗歌。这类作品对读者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要求,换言之,这类作品没有旅行文学那么直观。旅行文学更通俗易懂,作者与作品的关联也更直接,作者不必借助写作技巧或虚构的角色来拐弯抹角地表达,因此人们更易接受这类作品。

谢挺第一次你去了哪个国家,顺利吗,有没有意料外的事情?

纪尘第一次出国是到越南、柬埔寨、老挝。因为南宁离越南很近,每天有几趟直达班车。当时没有出国经验,所以选择就近的。一切都很顺利。第一次出国,有些好奇,意外谈不上。

谢挺到目前你已经走了几个国家?是否还有继续这么走下去?你感觉这其中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尤其在语言都不通的时候?

纪尘到目前为止大概走了十五、六个国家。除俄罗斯的一两个东欧城市外,其它都属于亚洲。对我而言,行走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已是一种本能。我会继续走下去,尽可能多看看这个世界。

至于最难嘛,我认为是签证。这是困扰众多中国旅行者的首要问题(跟旅行社出游的团队除外)。在许多国家,中国护照申签很不容易,要出示的文件太多,手续复杂,费用不扉,以至造成许多麻烦甚至有时不得不中断旅行。

语言不通对我只是个小问题,比如在俄罗斯和蒙古,我基本没法跟当地人交流,这当然少了一些乐趣,也少了一个了解的渠道。但,我可以使用肢体语言,用眼睛观察,用心去感受,再加一点儿勇敢。不管在哪里行走,不管语言是否相通,我认为(相信远不止我一人认为),旅行,永远都不会让你一无所获,相反,它会令你更丰盈、轻盈。

谢挺你说到勇敢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作为女性,你是否意识到旅途中潜在的危险?这种危险对男性固然同样存在,但不得不承认女性的顾虑会更多一些。这时候女性个体往往是一道风景,但同时也是危机所在。况且许多国家的习俗中对待女性的态度就截然不同的。

 

纪尘我鲜少害怕陌生的地方,也从不事先预计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路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会发生什么,会遇上什么人。比如签证,如果签不到,也许突然就到了另一个方便签证的国家了,而这个国家很可能事先几乎一无所知。

我承认单身女性在一些地方会受到一些干扰,比如黎巴嫩,可说每天都会碰到言语上的骚扰。还有一些穆斯林国家,不带面纱单独行走也有可能惹出一些小麻烦。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怕,依然很容易相信人。我想这是我的天性。对我而言,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会有注定。我所能做的,就是聆听内心的召唤。至于前面是坦途还是狭道,实在不由我说了算。

谢挺上次聊天时,你说曾用六千元人民币游历了三个国家。对很多观光客心理的人来说,肯定就像冒险,我的意思是,你从没有经济压力吗,这种情形是你预设的?你会不会给自己某种规定,比如要有多少钱,什么样的心情——这些通通准备好,到位,于是,可以出发了。

纪尘不是六千,是七千。2008年走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时的费用。那次我一共走了八十天。

中国现在其实已有许多自助游的旅行者了,有经济条件宽裕的,也有如我这般“穷游”的家伙,这类穷游者虽然钱包不够鼓,但又总向往广阔天地,所以就只能勒勒腰带上路。别人认为这是冒险,我们则认为是爱好或说需要。

说实话,我有点不太知道如何回答“经济压力”这个问题,长这么大,我的存折还从没上过六位数,但我从没挨过饿,也从没流落街头。当然,如果我要开奔驰买别墅,那压力一定大大的有。

我当然希望有钱,但太多的事实证明了,我天生不是块赚钱的料,也就懒得自找麻烦了。再说,钱这东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有人会花一千块吃一餐,有人则宁愿花在奔波的路途上。这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不知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身体即行囊。”在这幻化无常的世间,我们真正拥有的,只有记忆。

我不会给自己定下硬性规定才去行走,当然会有大概的估计——至少能买得起出门的车票和支付基本食宿。省钱的方式其实很多:住便宜小客栈,吃街头小摊,拦顺风车等。这种情况不会很美妙,但也不会太糟糕,习惯就好了。

至于心情,嗯,刚开始行走的确有“散心”的意味,但现在——上面有个问题已回答过了——行走已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几乎成了本能。比如,一个人饿了,他所要准备的就是一碗热饭的钱,一张吞咽食物的嘴。再比如,我的小狗,它就是喜欢奔向草地,就是喜欢在草地上打滚。只要能跑,只要不被绳子拴着,它从不需要为冲向草地做太多预备热身。

谢挺你去过的这十几个国家有没有特别值得推荐的?

   

纪尘人人都需要穿衣服,但我怎么能向不同身材不同气质的人只推荐某一款呢?所以,还是别推荐了吧,或者,干脆全推荐吧。至于人们喜不喜欢,觉得合不合身,实在是个人自己的事了。

谢挺听说你现在停留在大理,经营一家客栈,这种状态怎么理解?貌似你换了个角色和身份,这时候是下一次行走的预备,还是打算就此永远地停留下来?

纪尘我有点不理解这个题目——开客栈很正常啊。又不是开五星级大酒店或开银行。大理天空那么蓝,鲜花那么多,天气不冷不热,消费又低,一千块就可以生活一个月了啊,我又那么喜欢旅行,开家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背包客客栈简直是太合情合理了,虽然这过程几乎让我脱了两层皮。

如果你在大理长过,那么将会明白,指望在大理赚钱的想法基本会幻灭——它更适合生活。至少对我这种人是这样。远方(我的客栈名字)与其说是一摊生意,不如说是一件不完美但绝对用心创作的作品。我对它的期望值就是不至于赔本并最好能赚点生活费和路费。如果能这样,真的很满足了。而且,客栈其实也是观察众生相的一个好场所,在远方,真是什么人都出现过:抑郁症者、流浪汉、出家人、音乐家、画家、饭店老板、华侨、外国嬉皮,背着帐篷到处晃荡的骑行者……人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留下不同的或明亮或幽暗的片刻影像与记忆。

种种经历其实都息息相关,无论是对我的生活还是写作。只是所占比重各有不同罢了。除了开客栈,我还会唱歌跳舞打鼓摆地摊呢。

大理于我,或说远方于我,都只是个驿站——谁知道明天是怎样的呢?何况这地儿也只是租的,迟早得还给房东。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家,就只是身上的一个背包,而我最确切身份,就是——过客。

   

      原文刊载于《山花》2012年第7期B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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