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新城市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凭着气质和气味

发表时间:2018-04-10 16:26
当我们谈论新城市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凭着气质和气味来感知新城市文学
发布时间:2015.05.04  查看:66

当我们谈论新城市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凭着气质和气味来感知新城市文学


弋舟(“70后”代表作家)



在深圳这座城市展开对于“新城市文学”的讨论,无疑具有格外切题的意义。就我个人的认识,我觉得深圳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具有现代性城市特征的一座都市。但是这个话题,因为“新”,所以我们并无多少可以随手拈来的既往说辞可用,我个人也只能尽力说出些比较直观的观点。这些观点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梳理,可能会有些跳跃,但我想,这种“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的方式,也比较符合我们在谈论“新”问题时的精神状态。

任何话题都要有个相对明晰的概念边界,我们今天聚在一起讨论,同样需要达成起码的共识,那就是,在认识上,我们对于“新城市文学”这个概念,要有个哪怕是想象中的共同标准,否则我们的交流势必难以有效展开。鉴于这个话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容易造成歧义的事实,今天我们试图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界定,的确很难做到。好在大家都是文学同道,为了达成有效的交流,我们不妨借助文学天然的优势,用虚化一些的感觉,约定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在我而言,我觉得“新城市文学”必然具备某种气质,这种气质除了能拆分出“新”“城市”“文学”这样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而且在合成文学样式时,这些要素还应当焕发出不同于“旧”“乡村”“非文学”这些对立面的某种特质。我愿意相信,这种气质在我们今天列席的诸位心中,就算不是一个完全契合的审美感觉,至少它在基本面上也是彼此能够心领神会的。以“气质”来求同,对于我们这些写作者而言,或许更能够形成默契。也许我们一时无法厘清何为“新城市文学”,但凭着气味,我们至少可以感知出什么不是我们心目中的“新城市文学”。

我们还应当确认,这些要素构成的文本,最终必须、也只能落实在对于人的描述上。在这个层面,我们来考虑中国人的城市感受和西方人有何不同,我们对于城市的体察,城市给我们带来的问题,跟西方人的感知是不是一致?西方人的城市感,是一个用了几百年循序渐进而成的结果。对于我们,这却只是短短二三十年的事,这其间的落差、人感知城市的角度和适应能力,必然有着巨大的分别。我们应当承认,时至今日,当我们描述城市时,主要借鉴的精神资源乃至技术手段,依然是来自西方文学给予我们的那些启发。而我们自身,依然缺乏足够的策略,难以依靠属于我们自己的情感方式来还原我们的城市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今天我们才生发出了对于“新”的诉求,因为旧手段已经无法满足我们的新需要。

这个时代,技术飞跃式的发展,带给全人类前所未有的全新体验,以往的、旧的文学经验,已不足以准确捕捉人类在新境遇之下的新困境。就我看来,这种局面,亦是今天我们重申“新城市文学”的缘由之一。具体在文学创作中,今天城市性的特征,甚至已经促发出了新的写作方法,使得我们写小说的具体手法都会随之嬗变。比如,以前我们要去描写一段从陌生人发展成熟人的人物关系,只能遵循斯时的逻辑缓慢推进,可今天,因为虚拟世界的大面积拓展,当我们在设置这样的情节时,就可以使之建立得非常迅捷。快和慢本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因为快慢不同的现实逻辑,已经使得我们在结构作品时产生了新的范式与规律。

再者,如果我们认同城市化在今天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性趋势,我想,我们的文学作品就不该过分沮丧于这个大势,我们必须得往那个方向去。你说它好也罢,坏也罢,那个方向都是无可避免的。而对于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进行过度地描黑,除了给我们徒增悲伤,究竟会有多少意义?今天中国的城镇率已经超过50%,城市人口几千年来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毋庸置疑,这个时候可能爆发的问题必然格外多,给人造成的痛苦也会格外强烈。作为一个作家,有没有这种自觉,能不能在意识中比较清醒地让自己的写作与时代相勾连,并且以符合文学规律的创作,给予这个时代某些劝慰性的温暖,大概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如今我们这个国度的现状,让我们在书写城市时,第一次真正具备了某些必要的生命经验,也因此必然导致此前我们从西方文学中学到的那些方法突然变得不再那么管用,我们基于农业文明所积攒出的那些文学财富,也都渐次显得苍白和无效。数千年来,中国人第一次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性表述可能,这个时候,如何基于我们自身的感受去书写城市,如何分辨它和西方经验、传统经验的不同之处,如何不让自己的目光过度拘泥于一己的哀叹,都给我们今天的创作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果我们能以“气质”达成“新城市文学”的这些共识,在谈论这个话题时,就应当确认,今天我们以文学的方式来描绘世相时,的确具有了“新”的特殊性。

城市文学是“现在进行时”

蔡东(深圳青年作家)

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非常峻急,这种一个死角都不留的地毯式推进,在世界范围内也很罕见,所以,不管是六朝古都,还是新兴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已成为“新城”。新城市的外在景观往往是雷同的,似乎有一套标准化的制作流程,我去成都、郑州或任何一个陌生的城市,均毫无新鲜感,目之所及尽是相同的服装品牌、相同的食肆酒店。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连锁的中国”,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大抵相似。从表面上看,新城市就是“同一的城市”, 伤害和禁锢了诗意、个性、创造性,一描绘城市就是一堆概念的陈尸,浮光掠影又陈腐不堪。实际上,巨大而隐秘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对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更需要天才的发现和表达,更需要深入而独到的思考,谁把握住深层的内核的城市特性,谁就抓住了写作的机遇。

遗憾的是,就目前来说,书写城市的文学作品,尚缺少精品和力作,缺少标志性的作家群。某些作家的反射弧太长了,反而社科类著作和影视艺术的表现要优于文学。城市文学远没有到一个梳理、总结、下结论的阶段,它正在发生,正在进行,动感,自由。它是一座四通八达的立交桥,可能通往任何地方,谁也不知道会出来什么东西,让人兴奋,更让人期待。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它的意义。

我们谈论城市文学的“气质难以言传,但它确实是一种微妙而无形的存在。我不能准确地表述什么是城市文学气质,但我知道什么不拿到具体的文本,我就有感觉,我就能判断。谈到深圳城市文学,我认为捕捉到城市味道和气息的,是邓一光薛忆沩。他们的写作始终充满活力,像城市一样正在生长邓一光的近作《出梅林关》,你能收获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出关逃亡的隐喻虽不出奇,但他的写法是新的,人物也是新的,他有足够的艺术训练和美学品味,能用纯粹的小说艺术的方式展现他心目中的城市生活

再如薛忆沩,他的城市系列小说,模糊了现实和想象的边界,有一种狷介乖张的气质,一种清冷的疏离感,他能把一个并不稀见的题材处理得非常陌生和精巧,新意频现,动人心魄。他书写深圳时,有自己独特的腔调。我喜欢他笔下那个熟悉又陌生、充满哲理思辨色彩的深圳,欣赏他创作时狡猾的迂回和遮掩,欣赏他小说里虚与实的完美配比。他的城市小说,有一种拨开迷雾、直抵本质并接近永恒的力量。两位作家的书写具有珍贵的价值,他们代表着深圳城市文学的另一个量级他们都是敏锐度极高的城市观察者,从不使用公共的材料,他们将小说家最值得骄傲的权力,虚构,运用到了极致。

我心目中新城市文学应当具备的品质,一是斑斓多样,二是无限可能。我寄望于在新城市文学作品中,看到城市居民、中产阶层、新移民的身影,看到多元、复杂和幽深的城市生活

流动性和虚拟性是新城市的重要特点

裴亚红(《民治·新城市文学》执行主编)

谈现在新城市的特点,我觉得需要注意那巨大的流动性和虚拟性。过去的城市是相对稳定的,没有那么大的虚拟空间。现在呢,你在这里生活,我也在这里生活,大家都在深圳,但几年都不见面。这时候,个人的空间是非常狭窄的。我们通过很多的虚拟技术,把时间、空间都缩短了。实际上生活本身,越来越像是一个虚拟的东西。

另外就是新城市的问题。为什么要叫城市文学?城市文学的特质我们说不太清楚,加了一个“新”字,也还是说不清楚。我们就只好强调它的当下性。今天中国社会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文学里面已经有所反应。提出新城市文学这个说法,本质上就是要更加关注文学和社会的变化。我们隐约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因此才试图以“新”作为起点。

为什么从深圳说起?因为这个城市具有现代城市的很多特点。我们现在不是说只有深圳的文学才是新城市文学。现在新城市文学的特点,可能是全国的,甚至在更大的范围内都具备的。放在五年前,我们不敢说全国的大部分城市都有这样的特点,可是在当下,确确实实很多城市已经同质化了。比如巨大的人群流动,农民工这一新阶层在城市里出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已经很普遍了。前几年,深圳文学是以打工文学作家为主的,我当时说,打工文学可以进入文学史,因为它和这个时代的脉搏紧紧连在一起,开了风气之先。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可是现在,再提打工文学,就不是深圳的特有了,全国各地都是这样。深圳这种城市形态,在全国也已经是很普遍了。尽管如此,深圳的特征依然是最明显的,那么多背井离乡的人,身份复杂、面目模糊的各色人,来来往往的,一会来了,一会走了。这种流动性,正是现代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经验。在我的印象中,原来城市居民的生活是相对稳定的,弄个城市户口还得花钱,很多不容易,但户口现在也慢慢放开了,门槛低了,流动性会大大加强。

现在大家谈新城市文学,可能会特别强调写哪个阶层,不写哪个阶层,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蔡东之前也和我说过,要开始关注城市文学了她所写的大多是深圳的市民阶层,就像我们这种,有一点钱,每天上班拿固定的工资,基本上过的是按部就班的生活。但之前的日子和以后的日子如何安置?其实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像具体的子女问题,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这个市民阶层在深圳已经出现了,里面的形态很复杂,很丰富,也很值得关注。也有人说到打工文学该终结,这有待商榷。但现在打工文学确实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能给大家提供新鲜的经验,类型化的程度越来越深。深圳很辉煌的打工文学史上的老板,形象都不太好,保安的形象也很不好。写到女性也主要是妓女的形象。这种类型化的倾向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给人以人的位置。我老是说,在文学里面,一花一木都是平等的,每个阶层的人也都是平等的。身为作家,只有把人还原到平等的地位上,才能跟万物真正发生关系。否则的话,就脱离了文学最核心的部分。这种类型化的倾向,我觉得应该克服。如果有了这个限制,一个作家的世界就变得狭隘了,被各种条条框框束缚了。我们希望能通过文学来阅读自己,通过阅读让自己变得更加开放,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如果作品中有太多的框框和偏见,你还希望我在你的作品中得到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包括作家对题材的选择,也可以更自由些。一个作家只要从内心出发好好写就可以了,不必在乎外面的约束。

今天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城市文学

王威廉(广州青年作家)

一、中国城市文学的道德局限和欲望困境。

我想先把“城市文学”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去审视。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费孝通先生就把中国称之为“乡土中国”。新中国的成立,走的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国家的政治重心落在农村上面,农业文化也因此而享有道德与审美上的合法性。而城市,则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想象性地联系在一起。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史里最早受到批判的城市文学作品。在这部小说里,一对夫妻因为革命成功开始进城生活,原本就是城里人的李克,很适应城市的生活,而他的妻子张同志,原来是乡下人,是天然道德正确的一方,自然对城市生活非常厌恶,但这部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遵循着生活的逻辑,最终的时候,张同志对城市厌恶性的言行渐趋消失。这显然严重违背了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从此,城市生活的写作成为一个心照不宣的禁区,只有描写城市工业题材的小说得到提倡,因为这与国家对重工业的计划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当代文学客观上缺少一个可以依赖的城市文学传统。后来,当城市文学再度出现的时候,是以卫慧、棉棉等人为代表的“美女作家”,在她们的笔下,城市充满了符号化的消费品,饮食男女们也完全成了一种畸形的欲望狂欢者。也就是说,城市文学的面向又被“矫枉过正”,推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今天我们写作城市文学,一定得避免这种片面性,应该以平正之心去面对城市生活的复杂性。

二、城市文学要触及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

我们今天有必要来谈一种新的城市文学。文学从本质上来讲,肯定是要超越题材的限制,去抵达精神与思想的高地。我们今天谈论新城市文学,一定不要把城市文学限定在狭隘的题材论里面。如果说,曾经的城市文学是相对于乡土文学而言的,那么今天也许这种语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早在2005年,城市人口就已达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2011年起,中国的城镇人口也开始过半。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结构与政治重心不得不落在城市上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文学现在越来越重要,其实是关于发现一种新的中国经验的问题。同时,这也是乡土文学为什么会在今天没落的原因。为什么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因为他通过揭示乡土社会的蒙昧,发现了当时中国的核心问题。今天,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作家,希望他能通过揭示城市的复杂面向,发现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这就是一种新的城市文学。

三、城市文学需要更加飞跃的想象力。

现在的大城市人口激增,像我生活的广州,常住人口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每个人享受的城市空间其实是非常狭小的。人的生活被庞然大物压迫和隔绝开来了。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城市变得越来越符号化,城市的空间不仅仅局限于物理学的空间,而且还有着充满了信息符号的虚拟空间。我们现在越来越依赖网络、电视、电话等,意味着我们越来越生活在虚拟的城市空间当中了。可以说,现实空间一方面极端有限,一方面又被虚拟符号抽空了真实感,这构成了一个现代城市人的基本困境。因此,我特别强调城市文学需要一种飞跃的想象力,才能去穿越这样的困境,抚摸到人的孤独与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喜欢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他一系列构思精巧的作品,就以神奇的想象力写出了现代城市人的复杂情感与微妙体验。

新城市文学的实践与想象

李德南(青年批评家、中山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

谈新城市文学,我个人觉得有两种理解:新的城市文学,对应于旧的、已有的城市文学;新城市的文学,侧重点在于新城市,重视文学和城市的互动与建构。

新城市这个概念,首先是针对传统的、古典的城市而言。在中国较早的时候,“城”与“市”是分开的。“城”的意思接近于“墙”——不是普通的墙,而是指那种非常高大的,围绕都邑而建的高墙。只要我们想想“万里长城”中的“城”,就能够很好理解这个字原有的意义。“市”,则是跟贸易、交易有关,指的交易场所,用作动词,则是指交易行为。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汉语里的“城市”,原来承担的主要是两种功能:处理行政事务;进行商业交往。其实也不单是中国,在整个人类史上,城市的起源,大多是出于军事需要,后来慢慢演变成政治管理的需要。很多欧洲现代都市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贵族城堡。也就是说,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古典的城市更多指的是“城堡”或“城池”。

而新城市的“新”,首先就在于它现代。新城市实际上可以界定为现代城市。它承担着古典城市的政治管理、商业贸易等功能,又有很多新的变化。特别是现代思想、现代科学技术、新媒体这些因素的支持,使得现代城市跟传统城市大有不同。

在西方,像韦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波德里亚等现代思想家在讨论现代之为现代时,会特别注意现代科学、技术、新媒介这些因素,认为正是它们的存在,使得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因素所形成的合力,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文明,在它的影响下,必然会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现代城市,早已成为现代文明最为集中的空间。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面貌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改变,现代文明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当然,新城市也可以理解为新兴的城市,深圳就是很典型的代表。深圳不像西安、北京、南京这样有曲折、深厚的历史,而是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历史线条非常简单。在深圳,我们经常会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它是一个绝对现代的城市。

与此相连,新城市文学也应有如下几个层次。

首先是记录时代,直接介入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为城市,也为城市里的不同群体立传。

最近几年,深圳的打工文学一直很受关注。我把这视为新城市文学的一部分。新城市文学的“新”,也新在有新的阶层,有新的书写内容。比如像打工者群体。为什么在深圳,会有作家这么密集地在写打工题材的作品,形成打工文学的热潮,其实正是因为深圳有大量的外来者,有大量的打工者。在上海、广州、东莞等城市,现在类似的新阶层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以打工者为主体的新移民,已成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的重要关键词。社会学家陈映芳在她的专著《城市中国的逻辑》一书中,就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这一问题。相比之下,打工文学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更为直接的记录,是打工群体的精神传记。此外,我们也可以多关注其他阶层的生存状态,这样文学才会有宽广的社会视野,对新的城市经验的阐释也会更为全面、到位。

再有就是为城市,也为人生立心。

跟深圳的朋友聊天时,他们曾说到,很多在深圳的人对这城市没有认同感。我觉得这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制度和物质层面的。很多人来到深圳,是以农民工、打工者的身份在这生活、生存。他们住在工厂的宿舍里,住在简陋的出租屋里,没有自己的房子,户口也不在这边。他们在这个城市收入非常低,无法获得市民身份,无从享受普通市民的福利。他们会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他者,是外来者。城市留不下来,故乡又没办法回去。这种在而不属于、夹在中间的状态,让他们很难对深圳有认同感。

缺乏认同感,还有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原因。深圳本身就是一个新城市,在短短几十年中,迅速地由一个小渔村变为现代大都市。对于一个城市而言,物质层面的构造可以迅速成型,城市的文化底蕴却有待时间的累积。而文化底蕴,恰好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精神依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提出一个观点,认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有赖于“想象的共同体”的产生。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里,虽然人们未曾谋面,但某种共同体的“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感受,完全可以通过“小说”或“报纸”这样的媒介构建出来。其实城市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小的共同体,其成员要安身立命,既需要制度和物质层面的依托,也需要从文化的、精神的层面来进行建构。

谈新城市文学,最关键的是形成新的文学范式,一种有想象力、洞察力和预见力的文学。

新城市已成为现代文明最为集中的空间,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必然会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最深的层次上来讲,新城市文学要回应的,就是现代文明所带来的问题。它需要表现这种生活,也需要对这种生活背后的逻辑进行揭示和反思。这让我想起英国的电视剧《黑镜》。它有非常好的想象力、洞察力和预见力。里面所呈现的场景,虽然我们在当下的生活中可以找到一些痕迹,但又不完全一样。比如对电脑、网络、电视、手机、虚拟世界的依赖,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可能只是有了一些苗头,但是在《黑镜》中,这种种新兴的现代事物已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也确定了意义的方向。《黑镜》的第二部《一千五百万的价值》所出示的,是这样一种灰暗的生活景象:在未来社会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骑车,付出时间和体力,以赢得一些虚幻的点数,再利用它来换取一些缺乏实在性的虚拟之物。人生的所有出路,就在于参加荒诞而缺乏公正的娱乐选秀节目,成为歌手或色情演员。那真的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即使是苹果,也不是自然生成,而是用营养液培养出来的。讽刺的是,这已经是最接近真实的东西。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所说的,我们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景观化,生产和消费越来越依赖符号。不是实物在产生意义,而是符号在生产着主要的意义。生存到了最后,就完全是靠虚拟的镜像或幻觉来支撑。《一千五百万的价值》正是对这种处境的预示,是对我们未来生活的想象和洞察,也是对现代性之负面价值最为有力的批判与反思。《黑镜》也有非常强的形式感和艺术感,几乎里面的每一集都有不同的形式和讲法,艺术水准很高。这也很值得我们注意。总的来讲,我觉得这种想象力、洞察力、预见力和艺术水准的结合,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新城市文学最为核心的部分。如果我们的中国文学能达到这样的思考深度和艺术水准,它肯定会意义非凡,说不定下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就从这里面产生。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谈论新城市文学?

陈劲松(青年批评家、中山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

“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这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其《看不见的城市》中,关于城市记忆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他的这种记忆可以看作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现状的形象描绘。或许,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城市已达到密不可分的地步。21世纪的今天,已有至少7亿的中国人居住于城镇。而我自己,正是那庞大人群中的一个。我生活的城市叫深圳,一座新兴的移民之城。这座城市接纳了超过1000万来自五湖四海的流动人口,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称谓:“农民工”。每天,当那些行色匆匆的陌生人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就会想,他们喜欢并融入了这座城市吗?如果仅仅为生活所迫,他们最终是否会离开这里?他们的下一站又会在何方?……众多诸如此类的问题,萦绕在我脑际。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新城市文学,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命题,德南刚才说,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考察:新的城市文学,新城市的文学。而这两者显然具有差异性。但无论是新的城市文学,还是新城市的文学,它最终的落脚点,皆在“文学”二字之上。文学是人学,新城市文学的表现对象首先是这个城市中的人,只有从“城与人”的关系出发,我们的讨论才更有目的性和意义性,因为谈到新城市文学,无非就是三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是新城市文学?为什么要书写新城市文学?怎么样去书写新城市文学?这些问题,简而言之,牵涉的其实是“城与人”的关系。若进一步思考这种关系,不难发现其背后蕴含的巨大容量。

我对今天的讨论更感兴趣的,是作家怎样去书写新城市文学。对于新城市文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经验,关键是怎么去写它。刚才蔡东说到了作家薛忆沩,我认为他就可以代表新城市文学的写作特点。薛忆沩的小说既古典又现代,他总是不断追问生活的意义,张扬生命的尊严,找寻过往的温暖,体味人生的悲凉,思考命运的归宿。这些书写,当然与他的个人气质与偏好有关。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谈的。我非常认同弋舟的观点,即城市文学代表一种城市的气质。城市的气质是什么?按我的理解,就是一种城市精神,一种城市意识。城市文学应该反映这种城市精神和意识。在此,我想以另一位作家邓一光为例,来谈谈我的看法。邓一光南下深圳后,写了不少以深圳为故事背景的小说,以小说的方式持续追问着“我是谁”,通过悉心观察这座城市中的卑微生命,深入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譬如《宝贝,我们去北大》、《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罗湖游戏》、《深圳在北纬22°27’~22°52’》等作品,无比真实地写出了一代深圳人异乡生活的内心焦虑和现代化生活的精神挤压,并由此反映出他们对于身份确认的恐慌和灵魂归属的迷茫,以及对于主流文化的寻找盲区和盲从。通过简单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富有张力的小说语言,邓一光展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城市生活。这种展现,体现了我对新城市文学理解的现代性、开放性、包容性特征。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熟谙城市精神和意识的作家,并不是太多。很多作家也是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他所具有的城市经验就非常有限,因此,他书写城市的时候,一方面,自己本身难以融入城市,和城市的关系并不融洽;另一方面,他关于城市的经验也多是道听途说的。我很反感这样一种城市书写:千篇一律的性和艳遇,男主人公要么是暴发户,要么是大老板,女主人公要么是小姐,要么是二奶……没有一个正常或客观的视角,去表现这个城市中的人。看看我们生活的周围,并没有那么多暴发户,也没有那么多二奶,更多人在这里还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去打拼、去创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在我看来,城市给人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痛苦。前两年上海世博会就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所以,作家在书写城市的时候,一味去批判城市,不一定能见出这个作家多么高明,相反,以客观视角对待城市和城市人,更容易获得读者的共鸣。每个人都有选择到城市生活的权利,作家在面对今天千千万万城市异乡人的时候,不能带着有色眼镜或居高临下去看待他们,一定要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尽管在城市里漂泊,但他们有他们的幸福,在我们看来很痛苦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未必是这样。因此,对于新城市文学,我认为作家不能过多依赖自己过去那种写作经验,必须要有新的姿态、新的思考,去面对这个城市中的人。这样的写作,哪怕不是我们心目中满意的城市文学,起码看得出你在往这方面转向。既然我们谈论新城市文学,肯定希望和过去的城市文学有所区别。当然,城市是日新月异的,我们现在说新城市文学,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又成了旧城市文学。

今天,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已成全球化趋势,人类未来的生活与城市休戚相关。城市究竟会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学带来何种影响?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对此,我愿抱以乐见的态度。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在其《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同样表现出他对城市发展前景的乐观姿态:“无论我们对城市作何理解,近五千年来,它已经成为人类命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已经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节律,尽管它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它的现实性被不断塑造和发生改变。对城市的观念必须不停地重新进行研究。这些观念固然是人造的、变化多样的,但正是通过它们才能解释过去,检验我们的现实感,并构建未来。而且,无论其是好是歹,城市终究是我们的未来。”正是这种乐观,让我确信新城市文学在新世纪定会迎来曙光。我们需要的,只是时间,以及作家为此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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