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二 作者:霍俊明

发表时间:2018-04-10 16:42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二 作者:霍俊明
发布时间:2015.05.19  查看:108

莽汉的暴动“我要去北边”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二


霍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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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2年,位于四川盆地中北部和嘉陵江中游的南充小城就出现了第三代人”诗歌活动。按照杨黎比较夸张的说法,万夏(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胡冬(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廖希(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于1982年诗歌聚会和活动是因为万夏当时的中学同学帅青。1982年10月,在万夏和胡冬等人的前期联系和策划下来自南充的万夏、朱志勇等人,来自成都的胡冬、赵野、唐平等人以及来自重庆的廖希、马拉等人在西南师范学院进行了后来渐渐辐射到四川其他校园诗歌活动。尽管这次为期仅仅三天的诗歌活动没有取得什么实质的进展,更多还局限于青春的激情和对未来诗歌的美好畅想但恰恰就是这种青春的狂妄和大胆设想,在这次忆上这些同龄人将自己定名为“第三代人”并决定出版《第三代人》诗集。同年年底,胡冬和赵野到南充与万夏商讨“第三代人宣言”。

1984年,万夏和胡冬在一次酒桌上针对有人骂他们的诗歌是“他妈的诗”、“混蛋的诗”,于是决定就写“他妈的诗”给这些人看看“莽汉诗”由此产生。在“莽汉”的诞生过程中除了来自于诗人面对面的讨论之外,更多的是来自于李亚伟与万夏、马松、胡冬、二毛和胡玉等人之间极其频繁的通信。那一时期的诗歌活动主要来自于诗人之间的交游(一种类似于当年红卫兵的“串联”)和通信。这些四川诗人的信件中出现最多的词汇就是“妈的”、“妈妈的”、“他妈的”、“他娘的”、“狗小子”、“臭小子”、“奶奶的”、“油爆的”。李亚伟等人甚至把四川之外的诗人都蔑称为“鸟诗人”。

1984年3月2日李亚伟给胡玉写了一封信,鼓动写作“男子汉”气派的诗。短短200来字的一封信李亚伟竟然重复使用了六次“妈妈的”。

   胡玉:

 把你的长篇大哭放下,写一点男人的诗,兄弟们一起在这个国家复辟男子汉,从而打倒全国人们写的妈妈诗。名字暂定为莽汉,这种鸟诗我们暂订半年合同,签到人都是些还来不及胡须的男人,把一切都弄来下酒!
你我都是罗马角斗士是复辟古风的韩愈和一些奇怪的硬东西硬玩意。妈妈的口红诗妈妈农民诗,妈妈的哲理,妈妈的编辑部,妈妈的读者和稿费!


                                          你的亲兄弟   亚伟

尽管万夏和胡冬在分别写出《莽汉》、《打击乐》和《我想乘一艘慢船去巴黎》(此诗有两个版本,有的名为《我想乘一艘船到巴黎去》)之后不久即告别了“莽汉”,但是李亚伟却在这种莽汉精神的巨大策动和感召下带着“豪猪的诗篇”疯狂地上路了。

在这些嚎叫的“莽汉”身上我们能够找到1893年表现主义大师蒙克《尖叫》精神呼应。李亚伟等“莽汉”身上真正体现了一种文化和心理的生猛不羁的青春叛逆和张扬,“更能体现四川作家青春气息的还不在于生理的年龄”,“重要的是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都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着青年人的活力与开朗,满怀着青年人的天真与幻想,更富有青年人的丰富而多变的情感,许多四川作家都是心理上的青年”。这似乎正如巴金所说“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家”。正是因为这种天真、开朗、豪放、叛逆青春期心理以及不冷静的“青年”性格,巴蜀大地孕育出李亚伟等如此奇怪而出类拔萃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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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的逃课、打架、流浪和酒精、女人的刺激下“莽汉”诗人开始跨出南充小城在四川甚至北方产生影响。此时的李亚伟正像腰间挂着诗篇的一头豪猪,而不是狮子或老虎。豪猪,个头,头部像老鼠,全身上下长满黑棕色的利剑一样的刺。受到攻击或惊吓,这些毛刺根根直立。20岁出头的李亚伟以高亢的川东方言和罕见力比多喊出了那一代人的冲动:“听着吧,世界,女人,21岁或者 / 老大哥、老大姐等其它什么老玩意 / 着旗帜,发一声呐喊 / 飞舞着铜锤带着百多情诗冲来了 / 我的后面是调皮的读者,打铁匠和大农妇”(《二十岁》)。这种“粗糙”甚至“粗砺”的口语美学和身体文化姿态更新了那个时代青年诗人的诗歌认知当然这种诗歌写作方式是以耗费青春和激情为代价的。也就是说这种写作精神只能靠一时的冲动而难以长期维系。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一点上芒克和李亚伟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老芒克至今仍然在酒桌和诗坛上叱咤风云,仍然在随意中现自由、率真的天性仍然会在酒后对人挥拳相向、大打出手,即使是唐晓渡这样多年的哥们和好友也曾遭受芒克酒后失控的老拳。而李亚伟至今仍然像老芒克一样喝酒、写诗、打架。尽管李亚伟因为常年喝酒胃部已经动过手术,但是这对于李亚伟而言算不了什么。20071月我作为评委去内蒙额尔古纳参加第二届“明天·额尔古纳诗歌奖”的颁奖。当北京灰蒙蒙的冬日烟尘转换为额尔古纳广阔的草原和莽莽的白桦林,我以近乎狂醉的心情呼吸着这里的一切。海拉尔车站,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我在斯琴格日勒、韩红和凤凰传奇的歌声中不停在雪地上来回走动好去除周身的寒气。在去额尔古纳的路上,雪原、白桦、羊群和蓝得让人生疑的天空让我们感谢诗歌给了我们聚会的机会。临近半夜,我和江非因为劳累几已进入梦乡,但是曹五木、沈浩波这两个家伙却喝得大醉。曹五木不停打电话,在屋子里窜来窜去。最后在眩晕中打着海啸般的鼾声入睡,我和江非则在黑暗中接受这非人的折磨。江非在抽烟,那明灭的火光成了一种无声的反抗。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李亚伟在饭桌上大发牢骚,痛骂昨天晚上两个不好好睡觉的家伙“野驴”似的在房顶上折腾。接下来的几天,我李亚伟住在恩合农俗村一个俄罗斯式的院落里。那时已是凌晨,人们纷纷回房睡觉,而李亚伟仍独自一人坐在厅堂里喝酒,大声打电话。莽汉就是莽汉啊李亚伟在后来的颁奖典礼上和一个俄罗斯姑娘喝酒喝高了,人事不省地被人抬回了住处,在此之前他还挥拳打了一位年轻从这里依然能够看到这个“莽汉”年轻时的“风采”。在这一点上,芒克和李亚伟属于同道中人,也属于布鲁姆所说的那种强力诗人其持续燃烧的热情和天才歌唱是诗人中罕见的。

值得纠正的是李亚伟的“莽汉”诗歌和行动并不是直接受到了嚎叫派金斯伯格的影响直至1986年李亚伟才第一次接触到金斯伯格的《嚎叫》并且用川东方言甩出一句“他的,原来美国还有一个老莽汉。”李亚伟应该说是在最典型的意义上呈现了四川诗歌的性格就像火热的四川盆地和嘈杂火辣的火锅店一样,李亚伟的火爆、直率、无所顾忌的激烈和自由反抗的癖性被痛快淋漓地喷射出来。狂想症、语言暴力、架空的诗歌热望和难以挥力比多都在诗歌中到了释放和喷发这在李亚伟写于1987年的《陆地》一诗有着直接的对应这首暴躁的诗不分行无标点,类似于狂人和暴徒的自言自语和狂热叫嚣,“一九八四年那一跤才够厉害那是怎么啦那天空怎么啦你怎么啦我他妈到底怎么啦刚才怎么啦用砖头毒药跳楼自杀你又把我怎么啦不写遗书又怎么啦不做好人不做人做件东西怎么啦怎么把头撞向地球去拼命啦老子得一天不混一天混半天你又把我怎么啦我怎么你怎么啦你算老几我活在世上又算老几我们都不怎么却要干倒艺术干倒莽汉干倒女朋友这又怎么干不倒又怎么把自己轰隆一下干倒又怎么啦女朋友您一点也不漂亮关我什么事儿啦怎么啦怎么啦我他妈今儿个到底怎么啦”。而被政治弄得疲软多年、丧失自由和活力的中国诗歌正是需要李亚伟这样的狂飙突进式的诗人对僵化写作模式和诗歌秩序以及更本质地,对诗歌语言展开“挑衅”,“曾经在漫长的时光中写作和狂想,试图用诗中的眼睛看穿命的本质。除了喝酒、读书、听音乐是为了享乐,其余时光我的命常常被我心目中天上的诗歌之眼看穿,且勾去了那些光阴中的魂魄。那时我毫无知觉,自大而又疯狂,以为自己是个玩命徒”,“我至今还不是一个和语言和平共处的诗人”,“与其说我是凭着技巧、感觉和酒胆毋宁说我是凭着命中的一种呼唤而在语言的群山中迂回和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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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伟在1980年代有一张照片非常值得注意和回味画面上李亚伟长发被风吹向左边,他的左手紧紧握住右边的手臂,仿佛受了重伤或者正准备挽起袖管还击而他那双不羁而凌厉的眼睛正斜视前方,准备随时发出挑战。这鲜明体现了这位大学时代的校拳击队成员的不安分个性。四川诗人生动的诗歌故事和诗人形象在李亚伟等人的照片影像中得到最为传神的诠释。1983年夏天,李亚伟和万夏、胡钰离开校园在逃学的路上。远处是一片山地和低矮的庄稼,三人并排站立。李亚伟头戴一顶农民式的草帽,歪着身子,左手放在右臂下;胡钰个小居中;右边是万夏,左手叉腰,右手搭在胡钰肩上。三人表情有些严肃,可能正在为逃学的路费和吃饭问题发愁。大学时代少不了郊游,在一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画面正中草地上横卧一人,画面左侧是一个高个子烫过头发的女大学生,右侧是侧站立的李亚伟。李亚伟左手夹着烟卷,右手提着吉他,穿着当时流行的喇叭裤。1984年夏天,李亚伟留起了长发和小胡子。照片上的他蹲在床上,双手抱拢,眼睛无所事事瞪视前方。他的身边是在床上正在练习倒立的二毛,只穿短裤。多么急迫地等待发泄的青春冲动和诗歌暴动!此后一段时间,李亚伟经常是以长发示人,酒桌上则赤膊上阵。在大学毕业前夕,李亚伟、万夏、马松、胡钰等人所在的中文系两个大学的30多名学生与两个工厂和一个街道的40名社会闲散人员展开了一场群殴事件。结果是李亚伟、扬帆和马松被关进拘留所。这次校园斗殴事件也导致马松、石方、尹家成被勒令退学,李亚伟、扬帆、胡钰记大过,敖歌留级,小绵羊被开除。我们能够在1984年南充师院中文系的毕业合影上看到第一排的李亚伟等三人的发型非常特殊,其他的人差不多都是长发,而他们则是平头(显然是从拘留所刚出来不久)。而被勒令退学的马松却不以为然,请看他的自陈——“6310月出产于母亲。赏读三年半大学,打架与写诗”。我们能够在这些诗人的日常生活和诗歌行为中看到80年代四川诗人最惹人注目也最为极端的一面——先锋、生猛、另类、行动、串联和流浪,“80年代万夏的奇装异服及发型花哨是相当有名的,他不能代表英国服饰师及纽约夜生活中的玩意儿,他不属于资产阶级,但他可以代表莽汉主义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以李亚伟等头小子为代表的狂飙突进的“莽汉”诗歌和行不仅呈现了这一年代诗歌的先锋精神和叛逆色彩,而且也是这些出生于1960年代诗人的政治情结和运动精神在诗歌中的体现。这仍然是毛泽东时代一代人在少年时期未完成的红色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某种变形延续,“1968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百万红卫兵,万夏6岁、我5岁,两个小男孩,被革命的光辉照得红彤彤。我们没有得到主席的检阅,大串联的列车中也没有我们,武斗的时候我们在哈着腰子弹壳,我们当时目不识丁,但能背语录,从大人的腋下和胯裆下往前挤从而出席各种批斗会”。这些年轻气盛、鲁莽、强壮的青年与当年的红卫兵是如此相像,只是前者是阶级运动的闯将,后者是诗歌运动的强者以张小波为例,他远离诗歌下海成为书商后,我们看看他运作的畅销书以及他图书公司的名字就可以看出那一代人的性格和情结,比如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重庆凤凰决定图书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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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汉”诗歌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在于这些诗人的生活方式和诗歌行动以及它们体现在诗歌写作中的活力和魄力代表了与以往诗歌(包括“今天”诗人在内)不一样的写作方向。像海子的“到远方去”一样,出生于川东的李亚伟在80年代的诗歌中不断有向远方出发的冲动

看看他这一时期的相关几首诗作的题目就可以看到青春期式的躁动甚至“暴动”心理——《远方是一个洞。洞中是另一片大陆。》、《远方搁浅在地平线上。你以眺望的方式到达那里。》、《远方被早晨傍晚扛来扛去,越扛越远。从今天到昨天,从今年到去年。》、《你被固定在一个角色的位置上。远方被卡在远方动也动不得。》、《远方一伸一缩。这是到达的一种方式。》、《远方在远方大喊一声“哎哟”》、《远方走过来喘着粗气,就你妈近得要命》。这种远方情结竟然与当年“迷惘的一代”的出走方式如此惊人地相似。显然时代赋予了这一时期的“远方”以理想主义的色彩。尽管李亚伟等“莽汉”嘴里不断骂骂咧咧,但这正是骨子里的“理想主义”的极端呈现。而这种远方很多时候是与“北方”一致的,甚至有时候是可以替换的。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潜意识里还是在自觉层面,“北方”尤其是北京仍然是李亚伟这样的南方诗人冲动的动因和行动的目标。这种不无强烈的“北方”意识鲜明地体现在他的诗歌《进行曲》中。

我要去北边

我要去看看长城现在怎么啦

我要去看看蒙古人现在怎么啦

去看看鲜卑人契丹人现在怎么啦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看看我本人

今儿到底怎么啦

李亚伟在《进行曲》中不断呼号的“我要去北边”的冲动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也有80年代文化“寻根热”的情结。在李亚伟看来现代人无疑丧失了很多宝贵的传统血脉的东西,而北方长城蒙古人和契丹人无疑是李亚伟所想象甚至向往的曾经强力民族和地域的象征。然而在北方诗人朱凌波、苏历铭、包临轩、李梦和黄云鹤那里喊出的却是“北方没有上帝”。1986李亚伟在《闯荡江湖:一九八六》中仍然在呼喊着要去“北方”:“一九八六年,朋友在烟圈边等我,然后携烟圈一起离开大路 / 一九八六年,火车把夏天拉得老长,爱人们在千万根枕木上等待这个高瘦的男人 / 爱人们!爱人们在浓汁般的阳光中裸戏,终因孤独而同性相恋 / 一九八六!一九八六! / 你埋葬在土地下的内脏正在朝北运行 / 你的肩膀,在正午在湖北境内朝北运转 / 这样的年月,无尽的铁轨从春天突围而来恶狠狠朝江边酒楼一头扎去 / 一九八六年!/ 每天所有枕木毫无道理地雷同,一九八六! / 你这粘糊糊的夏天,我额头因地球的旋转而在此摇向高空等待你迎头痛击”。80年代的李亚伟就是这样因为“北方”而不断激动着,嚎叫着。而这种豪侠一般甚至带有匪气的诗歌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与李亚伟的川东性格有着潜在的关联,这同时也是重庆性格在诗歌中火热而赤裸呈现与挥霍按照柏桦的说法就是“川东,是重庆赋予的,因为重庆的本质就是赤裸!诗歌也赤裸着它那密密麻麻的神经和无比尖锐的触觉。川东,沈从文生活的湘西就紧紧挨靠在它的身旁。黔北、川东、湘西勾连成势,自成一派,‘浪漫情绪和宗教情绪两者混而为一’,于此间袅袅升腾。在女子方面,它是性的压抑与死亡,沈从文从此处受惠,写《边城》,写翠翠,轻轻地挽唱着田园牧歌的女性之声。而莽汉李亚伟的声音从另一个意义上补足了这种绵密的细腻,提供了另一个地理之声,那是男性的,游侠的声音”。值得纠正的是柏桦为了强调和衬托李亚伟“男性”的一面而片面强调了沈从文写作“女性”的一面,这里忽视了复杂和丰富的沈从文。实际上沈从文关于湘西的小说和散文中有很多都凸显了强力的“男性”特质。但我想确如柏桦所言李亚伟的川东身份和性格与他的诗歌有重叠的部分,尤其是他诗歌中罕见的铁链一般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逼人气势恰如这位高大的川东壮汉的身躯而不时闪现其中的川东方言和口语也呈现了汉语(或汉化的方言、诗歌化的方言)的活力。川东诗人李亚伟的身上有着四川边地和湖南交界区域的驳杂性这个过渡性的区域性格也正如沈从文所描述的“白河的源流,从四川边境而来,故凡从白河上行的小船,春水发时可以直达川属的秀山。但属于湖南境内的,则茶峒为最后一个水码头。这条河水的河面,在茶峒时虽宽约半里,当秋冬之际水落时,河床流水处还不到二十丈,其余皆一滩青石。小船到此后,既无从上行,故凡川东的进出口货物,皆由这地方落水起岸”。在柏桦这样的重庆诗人看来李亚伟和“莽汉”诗歌直接对应的仍然是北方的“今天”和“朦胧诗”的传统,“对应着这种‘文人’化的社会转型,莽汉的出现,无疑是对‘今天’的反拨(仅诗歌内部而言)。正如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激情是以时代代言人的形象出现的,他无疑是一种传统知识分子受难、担当的现代书写,是历史宏大叙述和表达。莽汉,代表第三代诗歌的总体转向,是一种个性化的书写,农耕气质的表达,他们用口语、用漫游建立起‘受难’之外另一种活泼的天性存在,吃酒、结社、交游、追逐女性……通过一系列漫游性的社交,他们建立了‘安身立命’的方式,并为之注入了相关的价值与意义”。我想,柏桦将“莽汉”诗歌与“今天”进行美学上的比较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柏桦仍然因为说话者的身份和立场而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和“地方”中心,过于强调了“莽汉”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包括“莽汉”诗歌在内的很多第三代诗歌群都带有过于明显的政治年代的余绪和运动特征,很多诗人仍充当代言者的角色这些诗人笔下的“我”仍然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同“今天”诗人一样的代言人——只是代言的方式和内容有所区别罢了。这个代言人所代言的不再是以往畸形宏大的政治和集体,而是扮演了各种文化身份。“第三代”诗歌中的“我”仍然不是纯粹的个体意义上的,个体被无限放大为过于具有颠覆和反叛性的一代青年的整体形象或者说第三代诗歌中的“我”仍然承担了很多单纯个体之外的表征和功能,仍然承担着一代人的时代想象、诗歌理解和角色承担,“我有无数发达的体魄和无数万恶的嘴脸 / 我名叫男人——海盗的诨名 / 我决不被编辑用火钳夹出来的臭诗人 / 我不是臭诗人,我是许许多多的男人 / 我建设世界,建设我老婆”(李亚伟:《我是中国》),“背着书包,深夜的草原到处都在上晚自习 / 身着黑夹克的嬉皮士和身佩红袖章的红卫兵 / 在课堂上共同朗读又梦见周公 / 谣言使人民普遍成了诗人,少数成了敌人”(李亚伟:《秋收》)。在“今天”诗人这里他们代言的是英雄和启蒙者,也包括柏桦所说的“受难者”;而“莽汉”李亚伟等人所要代言的就是“第三代人”有意为之的不同于前此诗人的立场和姿态,仍然是为一代人立言只是这一代人强调的不再是苦难、英雄、大写的人和启蒙,而是换成了自由、反叛、冒犯和颠覆以及这一代人特有的流浪、奔走和交游。这仍然显现了最后一代“毛泽东时代抒情诗人”的政治情结和血管里面流淌的政治时代的因子。甚至在“莽汉”诗歌亢奋的吼叫中我们能够到当年“今天”的回声,正如北岛在《今天》创刊号的“致读者”中所说的“这一时代必须确立每个人生应有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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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夏天,万夏从南充师院中文系毕业回到成都,并在不久之后组织成立四川青年诗人协会并当选为副会长。1985年万夏和杨黎、赵野等人主编民刊《现代主义同盟》(后更名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4年大学毕业到1986年短短两年时间内,万夏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彰显着“莽汉”精神——代课、跑龙套、掮客、流浪汉、Y公司经理、咖啡馆老板、杂志社美编、百货推销员。在第一期的《现代主义同盟》上万夏等人表现出强烈的诗歌史意识以及企图超越北方“今天”诗人的“野心”。这期刊物的栏目设置是“结局或开始”,“亚洲铜”和“第三代人”很明显在诗歌历史序列里北岛等诗人被排在了第一位,而第三代人的即将集体登场在这里奏响了前奏。至于第三代中一部分人喊出的“Pass北岛”也暗含了南方诗人对北方诗歌的反拨甚至“反动”。柏桦曾经针对所谓的第一本铅印的民刊《现代主义同盟》发出这样的判断——“诗歌以这本万夏主编的书的形式完成了它绝非人意的神秘转移,诗歌风水从北京到成都简直就像从雅典到罗马。历史和显示一个惊人的相似性!” 柏桦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并不完全准确,但是确实存在着四川诗歌在80年代的崛起以及其难以消弭的历史重要性和诗歌美学的重要性。说到诗歌由北京向成都转移在我看来并不意味着一般意义上以北京为核心和象征的北方诗人的诗歌写作式微和衰落实际上80年代北京涌现了大批的重要的“今天”之后的青年诗人群落,如众所周知的海子、骆一禾、西川、戈麦、老木以及晚些时候的臧棣、西渡等等。而说到诗歌在80年代由北京向四川的转移确实也说出了另外一个事实,尤其是在1989年之后以北京为象征的北方诗歌体系由于丧失了长期的政治等非诗歌因素的强大支撑而光辉惨淡。这还原出诗歌应有的“边缘”和“孤独”品质。

尽管李亚伟作为第三代诗歌的重要人物曾经高度评价了这次喧闹的诗歌运动,正如他所高声宣布的“80年代中期在中国出现的数也数不清的诗歌社团和流派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对孤独的不厌其烦的拒绝和喜欢扎堆,更多的是体现了中国新诗对汉语的一次闹哄哄的冒险和探索,其热闹和历史意义绝不亚于世界各地已知的几次大规模的淘金热”在短暂的喧闹和辉煌之后留下了大量的诗歌稗草和非诗歌的垃圾和草灰。就四川而言,只有零星的“莽汉”、“非非”作为“流派”得以在诗歌史上存活延续。而同样是在1989年之后四川诗歌和北京诗歌以及全国诗歌一样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开始了诗歌“落寞”转换在长时期的孤独、压抑、紧张和分裂中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真正完成了一次最初由政治、次而由经济再到诗歌本体自身的艰难蜕变和转换。换言之,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才真正走上了诗歌发展和变革的正常之途。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贬低当年的白洋淀诗群、“今天”和朦胧诗潮以及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只是这些诗歌现象和诗歌运动是还不能完全摆脱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性的产物和“后遗症”,还显得不够纯粹。这同时也许就是中国诗歌的宿命性存在和悖论性特征,诗歌现象和诗歌活动往往是与非诗的政治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共生。

当多年之后李亚伟、万夏、杨黎、欧阳江河、孙文波、潇潇等人纷纷离开四川到北京打拼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在远离诗歌的时代北京这样的城市带给他重重压力。尽管杨黎等人仍然上演各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噱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曾经的四川诗歌的时代结束了。李亚伟也不得不向朋友抱怨,“我要快点离开这狗日的北平”。北京显然成了李亚伟这些“外诗人们又爱又恨之地,这也显现出北京这个大熔炉的强大当年的诗歌青年成了中年书商和画廊经理,当年的诗歌交往成了今天的商业聚会,当年的“闯关东”置换成了“闯北京”——“闯关东的后代如今又往回闯 / 远远看见 / 蚯蚓在黄河边生锈 // 祖孙八代了 / 弄来弄去 / 不如停在北京发财 / 并且   灯儿喝 // 张哥对我—— / 假东北人对假东北人——说  / 咋整呢咋整呢 / 我操,大不了回东北”(李亚伟:《山海关》)。尽管李亚伟在不同时期的诗歌中保持了莽汉和四川诗歌的“地方性知识”,但是北京之后的他的诗歌显然已经不再是80年代先锋诗歌精神的继续了。此时强大的北京其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度进程取代了80年代的诗歌地方性知识青春期”写作人过中年的李亚伟等人身上更多的是无奈和失落,我们看到的是80年代诗歌以及四川诗歌曾经闪烁的诗歌光芒的渐渐黯淡,“海淀区的上空,天堂是无人值班的信息台 / 云抬着它们的祖母在暴雨中轰隆隆向朝鲜方向走去 / 一丝绿意才呻吟着从上个世纪的老棉被里轻轻滑进沿街的服装店 / 变成了无人注意的中关村的初春,我真不知道这点春光是什么卵意思”(《新世纪游子》)。

也许,并不遥远的成都游人如织的窄巷子32的白夜酒吧和宽巷子香积厨正在成为是这个商业时代诗人生活的最准确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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