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三 作者:霍俊明

发表时间:2018-04-10 16:42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三 作者:霍俊明
发布时间:2015.05.19  查看:107

理想年代与北方诗歌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三


霍俊明


诗歌的“地下”状态在20世纪的发展中处于一种在国家、民族、战争、运动语境中不断被边缘化的一种尴尬处境。这在六七十年代更多是一种与主流和政治相对抗的隐伏状态,而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则更多显现出写作的“地方主义”和“江湖气”。文革结束之后以“今天”的创办为标志的北方诗歌迎来了又一个“理想年代”。这一时期《今天》的创办以及相关活动对“外省”诗歌的重大影响形成了公共媒体尚未敞开环境下油印机时代主导性的北方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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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地下”诗歌甚至包括后来的“今天”诗歌带有的现代性和探索性不是凭空产生的,但是一些诗歌也明显带有十七年主流诗歌范式的印记和影响。而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先锋诗歌的入口,而不要盲目地推崇和过高的经典化和美化。推而广之,当时的很多“地下”诗人的写作都是存在着“多重性格”的。这呈现了个人话语和集体话语之间的龃龉——有冲突也有妥协。在长期的乌托邦的幻想与冲动中诗歌语言被浸染上道德判断和政治色彩,这就形成了过于简单的善恶对立的二元修辞体系。诗人往往是从阶级、斗争和思想纯粹性的立场出发,先入为主地对词语做出“好坏”的分类——“整齐的光明,整齐的黑暗”。然而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众口一腔、万人同调的“战歌”和“颂歌”的大合唱中早已失效的僵化语言如“青山”、“旭日”、“红梅”、“大海”、“青松”、“向日葵”、“航船”、“红灯”等被广泛使用。这形象地呈现了语言工具论和本质化语言观的诟病以及其所带有的先天不足的精神疾病气味和浓厚的道德气息。“地下”诗歌仍然是一种经验型的意识形态写作(当然也有一部分诗人的诗作不在此范围之内),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写作。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这种过渡性写作没有意义,甚至在历史语境中考量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但是,从诗学和语言的层面来看这种夹杂着意识形态性的经验型写作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1975年冬天,文白洋在白洋淀完成了第三本诗集《朝霞集》。在这本诗集中有《童年回响》、《自由之歌》、《雪莲之歌》、《路》等具有反思性的现代主义色彩的诗作,也收录了《纪念聂耳逝世四十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主流”诗作。而这些主流的诗作对于研究文白洋以及其他的白洋淀诗群是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的。换言之,这些先锋诗人在当时的写作是双重甚至多重的,既具有个人反思性意义上的“地下”性质,也有当时普遍存在也不可避免的“地上”色彩。然而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些核心的白洋淀诗群的成员所呈现给我们的完全是具有先锋性、探索性、反抗性、个人性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地下”诗作,而那个时代诗人不可避免的双面性却被刻意地掩藏了。在文白洋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1975年11月2日)这样的诗中我们能够明显看到毛泽东诗词和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的影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食指),“征途的水啊,征途的山,/ 征途一去四十年。/ 四十年前风雷激,/ 长征二万五千里”。这从郭世英、张朗朗、黄翔、哑默、食指以及北岛、根子、方含、舒婷、江河等诗人的经典性文本的肯定性的直陈式语气中可以程度不同地看到带有思想性、箴言性、宣告性、讲演性的广场写作范式。这种直接的甚至简单的语式、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调一定程度上妨害了诗歌的繁复性和多义性。由此可见“地下”诗歌和“今天”诗歌还不完全是求真意志的“成人”式的诗歌写作,还是一种不成熟的带有“不纯”成分的过渡性写作。这也暴露出1970年代到1980年代诗歌写作在语言能力和创造力上的时代局限性。换言之,“地下”诗歌和“今天”诗歌仍然是在“思想—权力”的框架内写作,仍带有意识形态幻觉和“宏大叙事”的影子。当然,诗人是不可能脱离历史话语场而存在的。也正是如此我们才有必有在诗歌本体和历史层面来考察当代汉语诗歌的问题和生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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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代末期的先锋诗歌运动,尤其是随着北京的一些公共空间的逐步敞开,诗人们在聚会的酒桌上以及广场、街道和公园开始进行诗歌活动。而此前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互动则更多只能在个人住宅的隐秘空间里进行。值得关注的是诗人们频频在饭馆聚会谈诗还与北京人特有的爱吃一口以及北京众多的餐饮在文革后的大面积兴起所形成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关。北京的先锋诗歌似乎从一开始就与饮酒和吃食结下了不解之缘。诗人与酒确实存在着某种天然上的切近关系。

当年北岛、芒克等人无论是创办《今天》还是日常的交往和活动几乎都是在饭局和酒桌上完成的。这些喝得面红耳赤的诗人们在酒精的刺激下可能找到了思想的活力和文学的激情。在芒克、北岛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文字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个遍布在胡同和街道上的大小不等的酒馆。老北京特有的饮食文化是否影响了这些诗人可能还不好下定论,但是基于这段诗歌史事实,北京先锋诗人和饮食文化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趣味性的话题。尽管这可能会引起那些板起面孔的诗歌史家和研究者的批评和不屑。作为千年古都,金代开始北京就有了大规模的酒楼(《东京梦华录》),北京的饮食文化从此开始产生,到明清两代达到繁荣。我们曾经在民国时代看到梁启超、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胡适、朱自清、徐志摩、林徽因、沈从文、朱光潜等人在东来顺、西来顺、南来顺、老正兴、全聚德、都一处、又一顺、砂锅居、烤肉季、便宜坊、鸿宾楼、月盛斋、四大居、淮阳春聚众畅饮的场景。而随着文革的结束,一度停业的北京老字号饭店才纷纷开始营业。这些档次不同的饭馆也才开始出现了先锋诗人的身影。

北京作为北方儒家文化的聚集地,尤其是明清以来600余年的历史性塑造,社会各阶层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北京作为中原文明的东部终点,其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显然对文学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今天”诗人成为南方以及其他“外省”诗人长期觊觎和不满的对象。而北方广阔的平原和低缓山脉为生活其间的诗人提供了朴素、忠厚和宽容的性格。这从北岛和芒克那里能够得到充分证明。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和北方诗歌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市民阶层的民俗文化显然增加了这一地带的丰富而厚重的属地性格。

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先锋诗歌,我们会立刻将视野转向北方。在白洋淀、杏花村以及北京的13路沿线、西四大院胡同5号、德内大街、北京东四十四条76号大杂院、大雅宝胡同、三不老胡同、朝阳门前拐棒胡同11号、铁狮子胡同、百万庄辰区、北京第三福利院以及玉渊潭、圆明园、颐和园、北海公园、百花山、潭柘寺等这些地理坐标上想到当年的食指、张郎郎、郭世英、北岛、芒克、多多、根子、江河、顾城、杨炼、林莽等“北方”诗人们造就的传奇往事,“从白洋淀到大西洋、太平洋,从北京到整个世界,伴随着‘今天’群体的漫游,这个记忆的河流早已不在同一条河道上,却总能追溯至《今天》的前史……而且更是那些为‘八十年代’的光芒遮蔽了的名字和与诗歌联系在一起的日常故事”。“今天”留给我们的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寻常故事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今天”诗人开始被海外大规模的译介和传播,其头上的光环越来越耀人眼目。1992年春天,北岛、多多、舒婷和顾城等人参加在美国加州举行的朦胧诗英译本Splintered Mirror的活动和巡回朗诵,“记得那天活动安排在我们柏克莱城的一个叫黑橡树的书店里,书店的地方不大,但来的人很多,有不少听众被挤在书架和书架之间站着,盛况空前”

当时江河居住在宫门口横二条一个胡同不足八平米的房间内。江河会和来访的诗人和朋友们到大街上排队、加塞儿买廉价的啤酒喝。而“今天”的同仁大多居住在13路沿线的左侧(巴黎的左岸?),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不得而知。而核心人物北岛则居住在围绕13路沿线展开的中段位置——位于厂桥附近的三不老胡同以及胡同深处那幢1950年代苏联风格的红砖楼,“这种巧合似乎印证了《今天》作为一个小小的地域性的概念所暗含的意味——文化意味着交流,交流有赖于交通的便利。一个不怎么合度的比方是,历史上那些沿大河流域或地中海形成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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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还应该关注更广泛的意义上以北京为中心所展开的“今天”的前史和发生阶段。尽管“今天”诞生于1978年年底,但是在此之前相关诗人和朋友就开始了交往和相关活动。这种交往和活动显然无论是对于“今天”诗人还是这本天蓝色封面的民刊《今天》而言都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些诗人都来自于北京,所以北京成为这些诗歌活动展开的空间区域。同时北京特有的政治、文化和文学的绝对权威的核心地位以及特有的地理文化成为了北方先锋诗歌的摇篮,尽管这些诗人当时或后来对以北京为代表的政治年代有所不满和反叛。

到了文革后期诗人之间的交往已经不再局限于私人空间,而是渐渐向公园等公共空间延伸。

1975年春天,北岛、芒克、赵振先、黄锐等人以及三位手里拿着野花的女性在潭柘寺游玩。

1975年秋天,北岛、芒克和蔡其矫、陆焕兴、申礼玲等一行人到北京郊区游玩。有意思的在这十四个人中竟然有七个女性。这些穿着已经具有个性特点且已经有些时髦的女性在那个年代具有某种象征性。

1976年春天,北岛和蔡其矫在北京的景山公园促膝谈诗。

1977年春夏之交第一次到北京的舒婷和北岛、芒克、蔡其矫、艾未未等人尽兴游玩并合影留念(那个年代能用照相机留下影像已实属不易)。同年10月舒婷再次来北京,在八达岭长城与北岛、蔡其矫等游玩。

1977年夏天,北岛、蔡其矫、邵飞(当时北岛的女友)等前往北京郊区的樱桃沟郊游。

1977年秋天,北岛、芒克、蔡其矫、黄锐、赵振先以及另外三位女性在北京郊区门头沟游玩。

在这些游历中我们可以很多次看到蔡其矫的身影。显然,这位居住于北京和福建两地的“候鸟”诗人将南北两地的诗歌信息进行了责任性和及时性的传递。而舒婷加入“今天”就是直接来自于蔡其矫的引介。福建、厦门等地的文学青年如舒婷、金海曙等从蔡其矫这里最先了解到北京“地下”诗歌的状况,而北京的诗歌状况又最能代表当时全国的政治和文化的最新动向。

值得注意的是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以及玉渊潭公园在当时“今天”诗人活动中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先锋诗歌在公共空间里的进行正体现了这一时期所特有的启蒙精神和公众意识。从诗歌功能而言当时的诗人都希望以诗歌的方式参与民主、自由的群众性运动。当波德莱尔等诗人在巴黎的各个公园里游荡的时候,公园就不能不成为这些精神上的波西米亚者一个重要的空间——“公园——诗中提到它们时称之为‘我们的花园’——向城市居民开放,他们陡然地向往着巨大的、周围封闭的公园。到这些公园去的人们并不全是在游荡者身边乱转的庸众”。而新文学年代的胡适除了在后门里钟鼓寺胡同14号的家里与北京以及各地文人交流之外还经常到公园里去与朋友散步交谈。而在二战结束后的日本,尤其是60年代由于经济和居住条件等诸多问题,很多年轻人在晚上不愿意挤到那些狭小的阁楼上去而来到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公园里。这些公共空间已经因为那些青年男女的到来而带有了某种隐秘性,尤其是在夜晚公园黑黢黢的角落里。但是这些青年男女在约会和接吻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那些带有夜拍功能的相机早已经对准了他们。当这些照片在媒体上公开的时候,很多日本青年无比愤怒,为此成群结队的上街游行活动开始了。

玉渊潭公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内。文革时期曾有很多作家和名人在这里含冤自杀,比如著名的国家队乒乓球运动员、世界冠军容国团就是在一个清晨穿戴一新在八一湖南岸的一个小土坡的树林里上吊。而就是在八一湖畔的心中空地上,北岛、芒克等人在这里进行迎接一个即将完全解冻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当时《今天》编辑部成员每人胸前都别着蓝白相间的有机玻璃制作的徽章。当时的音响扩音等设备是徐晓从当时所在学校里借出来的,而没有调好的扩音器不时发出刺耳的噪音和嘶鸣。北岛、芒克等“今天”诗人以及朗诵者在空地的中央,四周的草地和缓坡上是成百上千的观众,其中有大学生、工人、游客、无业者、文艺青年、公安、便衣……。这里面甚至有文革当中的学生领袖和风云人物,还有高干子弟,“还有一些不修边幅、形象怪异的人。他们剃着光头、留着络腮胡,穿着破旧的中式对襟小褂或发白的中山装,光脚穿着圆口布鞋”,“他们叼着烟斗(或不叼烟斗)讳莫如深地笑着,在他们的门徒的簇拥下活像是乱民之首”当时有女孩朗诵方含的《在路上》,陈凯歌朗诵食指的《相信未来》。当江河正在面部绷紧有些紧张地朗诵自己的诗歌时,不远处的一个女大学生正在翻越草坪的护栏。这次朗诵会现场有众多的警察和便衣在检察和维护秩序,这也因此更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参加这次朗诵会。这种自发而壮观的“民间”场面在1990年代基本绝迹。会后,北岛和芒克为了避难跑到当时陈凯歌在北京电影学院(朱辛庄)的大学宿舍并结识了田壮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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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曾经在1980年代初期翻译过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写于1966年解冻》。显然对于北岛这一代人而言,对文革年代的回忆和反思成了必备的功课。在七八十年代以北京为代表的“今天”诗人和朦胧诗潮显然成了一种主导性的北方诗学。北方诗歌在汉语诗歌史上呈现出罕见的耀眼光芒。“今天”显然在经过短暂的禁锢之后迎来了日久弥新的神奇力量,它至今仍然延续和强化的诗歌传奇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汉语诗歌史上少有的奇迹。难怪柏桦等西南的“第三代”诗人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时至今日,当我们回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今天派’最活跃的那段历史时,我们仍然不觉惊叹:‘今天派’带给我们的神话是罕见的,也是永远的。它通过几个人,一些诗就完成了对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远在鼓浪屿的舒婷在1977年的一个夜晚第一次读到手抄本的北岛诗歌的时候其感受却不亚于一场八级地震,“北岛的诗的出现比他的诗本身更激动我。就像在天井里挣扎生长的桂树,从一颗飞来的风信子,领悟到世界的广阔,联想到草坪和绿洲”。而自“今天”之后,“第三代”诗人中只北京的顾城、骆一禾、西川以及来自安徽而寄寓昌平的海子等极少数诗人在身后获得过这种“荣光”。而随着写作和时代语境的双重转换,一个不再产生“传奇”和诗歌英雄的年代已经不可避免地降临。但是即使到了1980年代末期,在南方诗人柏桦眼中“一个外省诗人只有到北京得到承认,才算得上成功”仍然具有某种普遍性。

尽管远在贵州的黄翔、哑默等人创办民刊《启蒙》要早于《今天》且这些西南诗人的诗歌行动要远远比北岛、芒克等这些北京诗人更激烈、更直接、更非常规化,但是他们这些“过渡性诗人”以及他们的诗歌远远没有被更广泛的范围认可。尽管黄翔和哑默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他们多次到北京活动希望争取更多的人来认可。甚至黄翔和哑默在1980年代来北京的时候还专门找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富仁先生,那时北京的高校是贵州诗人重点活动的目标。在1986831日写给哑默的回信中,可以看到王富仁起初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外省诗人是持有戒备和警惕心理的,但是王富仁仍高度肯定了哑默和黄翔的诗歌,“黄翔同志的诗我已经读了很多”,“他的诗是使我的心灵最受扰动的一个。这是一个红色的诗境,是从肉里骚动着的不安的灵魂,颤动的灵魂,有时它又是一个混茫的深无底极的幽黑的宇宙,我们人类便在这样一个幽黑的宇宙中来,又将到这个幽黑的宇宙中去,它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底蕴,是我们的诗的底蕴,他表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奥秘”,“我敢说,黄翔同志的那些好诗,是不带一点虚伪的真的生命,活的灵魂,奔涌着的人的血与肉”。但是这种来自“北方”肯定的声音仍然是相当微弱的,仍处于极小范围的私人之间的交流,而不可能在更广范围内传播和认可。甚至黄翔等西南诗人在当时的诗坛“泰斗”艾青这里还吃了闭门羹。这导致了贵州诗人的强烈不满,他们甚至声称要把艾青埋进棺材里去。

尽管1980年代四川诗人钟鸣借很多机会向国内和国外介绍黄翔这些诗人,但是直至1990年代这些诗人才首先被西方“认可”,并且黄翔和妻子还远渡重洋到美国定居。直到今天,在众多的当代先锋诗歌选本和朦胧诗选本中,在1990年代以来“重写”诗歌史的浪潮中较之北岛、芒克、顾城等北方诗人,黄翔、哑默等人仍处于边缘的位置。而反过来同一时期的北岛等北方诗人,他们的诗歌传奇、英雄故事和诗歌文本却都被罩上了巨大的光环。尽管他们的诗歌也曾在一个时期内不被官方和主流认可。

黄翔在给钟鸣的一封信中曾激烈地表达对北方诗人和“今天”的不满,“北京的一些人把中国当代诗歌的缘起总是尽可能回避南方,老扯到白洋淀和食指身上,其实是无论从时间的早晚,从民刊和社团活动,从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都风马牛不相及。食指的意识仍凝固在六十年代末期,至今仍坚持‘三热爱’,无论过去和现在思想都非常‘正统’和局限。他当时的影响仅局限在小圈子里,而不是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我想这是公允的”。显然这种说法有失公允而过于主观臆断。实际上,无论是黄翔当时对《今天》的微词,还是后来人们对这份刊物的极力追捧似乎都忽略了这份民间刊物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1985年冬天,北岛、芒克、多多、顾城和徐晓等一行人踩着厚厚的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校学生会举办的艺术节。当走进阶梯教室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想到大学生对《今天》的了解和认识甚至已经达到了无知和冷漠的程度,“北岛开始回忆《今天》。我不知道坐在讲台上的《今天》元老和主力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大学生们对这一话题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刺痛了坐在观众席上的我,我觉得受了伤害,并且为这些无从责怪的学生感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那时离《今天》停刊只有四年”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以大学校园为交流空间的校园诗人纷纷油印诗集创办同仁刊物。1982年贵州“崛起的一代”成员吴秋林、黄健勇、瞿巍和张时荣油印诗集《三签名》。1982年到1984年时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的陈东东、王寅和陆忆敏等创办不定期的油印诗刊《对了,吉特力治》、《地下餐室》等近20期。这已经成为“第三代”的校园诗歌崛起的重要现象。而这种创办刊物的热潮其直接导源就是以北岛为首的“今天”的影响,“新一代诗歌正酝酿着。蓝色封面的《今天》,给当时许多人带来了新的颤栗——尽管,这颤栗因各种偶然原因,在我身上反应微乎甚微,傲慢,不善学习,奇思怪想,但它在南方碰撞的痕迹,却为我亲眼所见。这是一条游动的怪鱼,皮肤粗糙,但摩擦生电,它的气泡,直接喷溅到正焕发的春天的粉刺上。春天,——啊春天,那时正缺乏特征和意义。必须赋予它充实的意义,赋予它正显露的生动性”。作为北岛(北京六建工人)、芒克(造纸厂的临时工)、江河(街道制药厂)、舒婷(建筑公司临时工、宣传员、统计员、炉前工、泥水匠、织布厂的纱工、挡车工、灯泡厂焊工)、赵南、方含(电焊设备厂)、周郿英(自动化仪表厂)等“工人阶级”创办和参与的《今天》对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第三代”诗歌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发行1000多份的《今天》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持续性的“波动”与震荡。雪片一样的读者来信以及外省的读者和青年作家来编辑部“朝拜”成为普遍现象。而北岛、芒克、赵南等人的家则成为文学沙龙和作品讨论的据点,外省的黄翔、韩少功孔捷生都曾与“今天”发生关系。而外地的民刊和社团更是频频与《今天》接触,比如南京的“我们”和“他们”。正如韩东所说的“我本人便直接受惠于《今天》的启蒙,是在它的感召下开始写作的……《今天》在我看来不仅是一本文学刊物,不仅是一群写作的人以及某种文学风貌,更是一种强硬的文学精神”。《今天》在全国大学校园的传播占了主体地位,时在武汉大学读大学二年级的湖北青年王家新也接触到了《今天》,并指出“它唤醒并激动了整整一代人”。徐敬亚则回忆了当时自己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上学时读到《今天》的激动情形,“1979年秋,我突然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今天》。是创刊号。诗还可以这样写?!我当时完全被惊呆了。最初,它很秘密地在我们《赤子心》诗社内部传阅。后来,那本珍贵的油印刊物,传到了宿舍。最后,我们吉林大学中文系204寝室的12名同学一致决定,由一个人朗诵大家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那种精神上的震撼。它是一根最细的针的同时它又是一磅最重的锤……那样的震撼,一生中只能出现一次”,“正是在一种近于痴迷的阅读沉醉中,我陆续用笔写下了我最原始的一些读后断想,并命名为《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诗歌评论。我把文章寄给了刘念春后,竟收到了北岛的回信。后来,它被发表在《今天》最后一期第9期上。在最后一段,我写道:我敢假设:如果让我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诗歌一页上,我要写上几个大字———在七十年代末诗坛上出现了一个文学刊物:《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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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注意到北岛的母校北京四中的重要性。

文革期间《中学文革报》、《新四中》、“新四中公社”以及红卫兵组织“北京四中井冈山革命军”成为北京四中的标志。尽管《中学文革报》还不能与当时清华大学的《井冈山》相比,但是在全国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当时《中学文革报》接到的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数量巨大(据统计除了西藏和台湾,各地都有来信),以至于相关人员只能蹬着三轮车到邮局去取。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以及在北京公共空间里的重要性都使得北岛无形中获得了空间上的优势和文化资源。

当时北岛(68届高一5班学生)和同学牟志京(北京四中67届高二2班学生)与当时因写作《出身论》而闻名的风云人物遇罗克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学交往和读书活动。北京四中68届初一2班的陈凯歌赴云南插队前夕与父亲陈怀皑专门到天安门广场前合影。面对镜头,父亲笑逐颜开,而陈凯歌的眼睛却有意避开了镜头,表情沉重,目光有些迷茫。19674月《中学文革报》停刊后,牟志京、陶洛诵、遇罗文、杨百朋、吴景瑞、王建复等一行离开北京前往成都。峨眉山、洗象池、报国寺以及九老洞为这些北京的中学生提供了一次少有的放松机会。然而已进入武斗阶段的成都给这些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也带来也空前的紧张感,“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房屋、商店、机关、饭店……凡能涂漆的地方都被刷上红油漆,美其名曰:‘红海洋,红心向着红太阳’。去年十一月初碧珅来时,人们的狂热仅仅限于夜里听见‘最高指示’颁布,从被窝里爬起来游行欢呼。事隔不到半年,成都已经变成一个战场,两派忙于建墙头堡垒、战壕工事,推土机像坦克一样横冲直撞,‘叭’‘叭’的炮声不断,飞机场被冲击,人们互相警告:‘水井里被投了毒,小心。’大街上,有一派抬着一个年轻姑娘的镶黑框的肖像游行,武斗中,她是位勇敢的机枪手,在扫射对方的时候,中了流弹牺牲,成为她所属派别的哀悼对象和学习榜样。 牟志京和毛子(在陶洛诵的小说中二人被化名为瑞阳、童志侠)甚至在贵州某车站被查处,无奈之下冒险爬火车。甚至更具有传奇性的是牟志京等人居然偷渡到越南并且还受到了越南军人的热烈欢迎。显然这些热血激荡的年轻人受到了切·格瓦拉“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巨大鼓舞——“晚上宿营时,估计已进入越南,百感交集,我在手电筒下写了很长的日记,其中有对父母的歉意,对祖国的离别之情,以及对前景的期望。夜里梦到西贡,梦见电影院门口有许多外国电影海报”。这与欧洲的那些不断漂泊和动荡的“迷惘的一代”是何其相似!1969年春天,牟志京与鲍有悌前往白洋淀去找插队的吴世陆。而更富有戏剧性的是牟志京竟然此后稀里糊涂的开始了白洋淀的插队生活。透过后来牟志京插队白洋淀时期的一张照片,这个北京的高中生已经和当地农民没有太大区别。在白洋淀的堤岸上,他穿着一件衬衣,头顶一个草帽。而当时北京四中插队到白洋淀的人不在少数,比如史康成(68届高一5班)等。赵京兴认为当时插队的地方有两个是特别迷人的:一个是白洋淀,一个是东北的莫力达瓦,“这两个地方不仅收入高,而且风景优美适于生存,一个是草原牧区,一个是北方的鱼米之乡。”北京四中66届初三3班的赵京兴和插队到白洋淀的女友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后来因言获罪在19701月一同入狱则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赵京兴在日记中曾有这样极具挑战性和预见性的话——“伴随着人们的地下活动,将会出现新的历史舞台”。后来,陶洛诵将入狱和文革期间的读书、写作和串联的相关情节写进了自传性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在陶洛诵看来赵京兴更像是一个哲学家,正如她在写给赵京兴的信里所说的“少女面前站着一个十八岁的哲学家”。而196810月赵京兴写完著作《哲学批判》后在扉页上写下的是:“献给我亲爱的朋友,不倦的真理探索者陶洛诵”。陶洛诵早于赵京兴半年出狱,迷茫和痛苦中的她踏上了去往白洋淀的火车。她在邸庄做起了民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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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在197810月到19796月间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中民刊成为争得自由和话语权的重要渠道。在19781979年之间从北京到外省的各种传单、小册子和民刊简直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而到1979年底和1980年初风起云涌的民刊潮渐渐平息。而在众多的民刊中1978年末出现的《今天》无疑是影响最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今天》有效的传播方式。换言之,《今天》是相当重视诗歌的传播功能和社会效应的。无论是《今天》编辑部的成立(197810月)、《今天》的创办(19781223日)、“今天”丛书、3期非正式刊物,还是规模巨大的诗歌朗诵会、读者交流见面会、民刊之间的联谊会以及诗人之间的日常交往都从不同侧面凸显了这一刊物的广泛影响力。

民刊的创办以及仍然带有“地下性”的方式不仅在当时全国各地的诗歌圈子中迅速传播,而且对1980年代中后期大面积涌现的诗歌民刊无疑有着很大的影响。于坚等“第三代”诗人就认为没有《今天》就没有朦胧诗,而没有《今天》也没有《他们》与《非非》。北岛在《今天》创刊号上的发刊词《致读者》可以看出一代人不无强烈的诗歌史意识并且张扬出新一代人强烈而迫切的希望登上时代舞台的心理,“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弃。我们的今天,根植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根植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 现在看来《今天》以及由此形成的“今天”诗群已经在新诗史中确立了经典地位,但是这份“同仁”刊物由于一代人的整体性格特征和显赫的时代政治背景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尽管这一倾向是通过“先锋”的姿态和启蒙的立场来实现的。这种政治倾向不是通过黄翔那样直接和政治对抗的手段,而是采取了文学的方式,即通过诗歌和小说来表达这种政治情绪和怀疑立场以及反抗精神。《今天》创办第一期后,七位编委中除了北岛和芒克其余五人的退出。其分歧不仅在于这些作品自身不无强烈的与主流对抗的现代主义色彩和个人化的怀疑和反抗立场,而且也与当时的其他民刊更为激进的政治立场有关。而早在19722月北岛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就已经表达了同《今天》的立场一样的个人信仰和“政治”态度,“你忽略了一点,没有细看一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石是什么石头,它的特性和它的结实程度,这样就使你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人所必需的支点——怀疑精神,造成不可避免的致命伤”,“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不免会有信仰,不过在站上去之前,我要像考古学家叩叩敲敲,把他研究个透彻”。在北岛等人组织的第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也就是19791021日,北岛特意选择了非常具有政治性和挑战性的诗歌进行朗诵。《今天》的发刊词以及将刊物命名为“今天”都带有极强的在时代转折点上为自己“占位”的时间进化论倾向。甚至还带有将《今天》以及“今天”诗人的写作与此前的写作方式对立和割裂的时代特征。而这种特征显然更为符合此后文学史对“新时期”文学的认定与评估。随着时代语境的变更1990年代的诗歌民刊和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民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由历史语境的差异构造出的刊物和诗人的意义和价值明显不同。

而在空间构造上考察,《今天》自诞生之日起其宣传的重点就是西单民主墙、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圆明园、北沙滩文化部大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这样最容易引起公众效应的“敏感”地带。

这些带有政治、文化与文学象征意义的空间显然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今天》企图以纯文学刊物的姿态出现,但富有意味的是,《今天》的诞生、传播和相关的活动却带有非常鲜明的“地下党”式的极强的目的性与策略性。当这份油印的刊物以散页的形式张贴在重要的公共空间的坐标和节点上的时候,这种特殊形式的诗歌传播形态在当时时代的转折点上不能不引起当时读者甚至官方的好奇心和关注,“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他们蹬着平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自办的文学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以使我兴奋和激动”。值得注意的是,收藏《今天》以及众多文革时期先锋诗歌资料的赵一凡就住在朝阳门前拐棒胡同,而胡同口即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赵一凡的住所是“地下”的油印和手抄诗歌的资料库和传播基地,而咫尺之遥的即是国家最重要的文学出版机构。前者和后者之间的这种奇妙甚至紧张的空间关系,现在看来是富有强烈而丰富的象征意味的。这也是《今天》这样的刊物在当时选取的一个最好的观察角度和精神基点。位于朝阳门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东四头条4号文化部东院迁入现址)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象征。这座五层楼高的建筑尽管已经显得有些低矮,但是因为这里曾聚集了冯雪峰、聂绀弩、牛汉、绿原、巴人、楼适夷、严文井、韦君宜、秦兆阳、舒芜、孟超、林辰、蒋路等知识分子群落(这一群落由作家、诗人、翻译家、编辑家、评论家组成)而成为当代中国文艺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当时最高和最具权威性的国家级文学出版机构(甚至被称为“皇家出版社”)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心中的一个“圣殿”。这也是为什么在1978年冬天北岛和芒克等在这里张贴刚刚油印完毕的《今天》的原因了。而北岛和牛汉的诗歌交往显然值得注意。在老一辈诗人中牛汉和蔡其矫对北岛等“今天诗人”予以了相当多的关注和扶持。牛汉和北岛在文革的后期结识并迅速成为忘年交,北岛经常到人文社和牛汉在八里庄的家里谈诗。牛汉是为数不多的在第一时间能够读到北岛诗作的读者,《今天》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原稿北岛都曾让牛汉过目并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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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之所以能在青年诗人、大学校园尤其是南方的校园和大学生中产生如此广泛甚至不可思议的影响(比如于坚、韩东、柏桦、钟鸣、王寅、陆忆敏、翟永明、欧阳江河等等代表性的“第三代”诗人)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它占据北京的空间文化上的优势和资源。当1983年顾城要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最大的阶梯教室做诗歌讲座的消息在校园和上海诗歌圈子传开来的时候,甚至当时正在播放最受年轻人喜欢的邓丽君歌曲的四喇叭的收录机都被狂热的诗歌青年扔在了一边。而当时的陈东东和王寅故意不想参加顾城的演讲可以体现出南方诗人对北京诗人的集体性的焦虑——崇拜和挑衅,嫉妒与不满。结果却是陈东东和王寅仍然抵挡不住巨大的诱惑,当他们从阶梯教室的后门悄悄走进来的时候火热的场面仍然出乎意料,“阶梯教室里黑鸦鸦的坐满了人,最下面的讲课区,顾城并没站在中间,而是斜坐在边角一张高背椅子上。日光灯的关系吧,他的脸色跟他身上那件过大的米色风衣十分接近。他在小声说话,似乎在自言自语,离他最远的我们一点都听不清。我们中有人发出了不耐烦的声响。那声响太大,黑鸦鸦里面很多人吃惊地回过脸来。那么我们就赶紧撤离,耳边刮到历届生阿姨的一句不满:‘格帮小赤佬啊……’。而在一些南方诗人看来,《今天》的成功与《启蒙》的失效在于前者的核心人物更为深谋远虑,对政治怀有警觉,地理位置也占上风。在一个仍然没有完全开放的年代里,地理位置在当时的民刊和诗歌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确实是有很大差别的。《今天》是北京的刊物,而北京作为与外省相对的一个权威文化空间显然获得了天然的优势和话语权力。无论是王府井、天安门,还是西单民主墙显然都成了文化和文学的坐标,“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在北京,要酝酿很久,而风头,却常常起自没什么酝酿过程的外省,最后,自然又在北京形成高潮和结果(例子是“五四”和“四五”运动)。在不严格的历史学意义上,‘朦胧诗’也应验了这点。从规模看,‘白洋淀诗群’,北京60年代到70年代的沙龙,较之外省,似乎更有说服力”。在1978年,西单民主墙成为政治控诉的地带,各种大字报和传单吸引着上下班的人们和外国的记者。尽管当时人们仍穿着蓝色或灰色的衣装,但是个性和自由的气息已经开始显现。而张贴在这里的《今天》作为文学刊物显然在众多的政治性大字报中具有某种新奇性和特殊性。这也成为那一年代受禁锢的人们接受和追捧这一刊物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定程度上还在于《今天》这份刊物的传播方式以及其所负载的文学功能填补了当时日渐开放却缺少真正文学刺激和文学营养的真空。精神上嗷嗷待哺的青年,刚刚走出惨烈的政治运动不久的一代人正需要这种文学的启蒙以及自由、开放精神的叩击。同时在一体化的公共媒体时代,这些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民间”刊物以温暖的方式抚慰了年青人的精神吁求。《今天》上所发表的作品,尤其是诗歌和为数不多的小说,这些带有现代主义特征、理想主义情怀、浪漫主义和启蒙立场的作品与当时校园和社会上流传的文学作品之间仍有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个性和陌生化的强烈刺激在当时的语境之下更是被夸张性地呈现出来,甚至在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今天》和“今天”诗人的这种差异、个性和陌生化被经典化、传奇化和历史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种诗歌民刊的传播都会有重要的“中介人”和“交通员”,比如赵一凡、周忠陵、黄贝岭(贝岭)、孟浪(原名孟俊浪)。黄贝岭在北京圈子之外传播《今天》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相当时髦的北京青年经常大包小包的背着《今天》这样的民刊到全国各地交流。以上海而言,陈东东、王寅、孙甘露等人都受到了黄贝岭所携带的《今天》等民刊以及北方诗歌的影响,“他提起最多的名字是北岛,愿意以北岛的发言人姿态在我们这些远离中心的初出茅庐者面前讲一些引人景仰的话。他曾语焉不详地说起北岛看我们小杂志的反应,印象中那似乎是没有反应。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北岛知道你们’,他觉得这对我们是鼓励。当时,对我们这也的确是鼓励。

相比照《今天》全国范围的广泛传播,贵州的《启蒙》就更多是“自产自销”。尽管贵州诗人尝试到北京等敏感地区进行传播,但最终其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是有限的。而当时《今天》在中国的影响是难以相见的,几乎成了风向标的作用。后来成名的几个先锋小说家如苏童和孙甘露以及陈染、林白等最早写诗都是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北岛等人的影响。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学的苏童经中学同学王寅影响,最早尝试写作诗歌,甚至在与王寅以及其他朋友的通信中他经常抄录一些诗歌作品。

我们今天研究“今天”诗群的时候几乎完全将视野和光环投注在北岛、芒克等这几个人身上,而曾经以青春、热情的无私奉献和义务劳动方式的参与过《今天》活动、刊物出版的“无名”者中只有极少数的几个被《今天》的当事人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名字。而更多的则可能永远沉默于历史冰山下的无声漩流里。徐晓、鄂复明、周郿英、李南等参与《今天》的人物我们已经在《沉沦的圣殿》和《持灯的使者》等书中看到了他们当年依稀的身影。而小英(崔德英)、李鸿桂(桂桂)、陈凯燕、程玉、陈彬彬、张黄萍以及其他不知名的“今天”外围的年轻女性则几乎被其他“今天”诗人英雄般的高大身影隐没于历史的黑暗之中。我们只能在少得可怜的相关回忆和叙述中看到她们极为模糊的场景和不多的细节。  

场景之一:狭窄的房间里一个身段苗条、穿着发白的军上衣的漂亮女孩在炉子上煮着面条。旁边是芒克和严力

场景之二:桂桂是一名护士,也是诗歌爱好者,她与北岛在大街上的“接头”暗号就是手里拿一本《今天》。

场景之三:小英当时是北京一家国营棉纺厂的普通女工,为了参与《今天》经常请假矿工,最后被工厂除名。后来她竟然患上精神分裂症,时至今日仍在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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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的广泛传播除了一般意义上我们经常谈论的诗歌和小说等作品以及这些“今天”诗人的交游和活动有关之外(比如北岛等人曾数次到南方宣传“今天”,即使距北京3000多华里的贵阳也在北岛的视线之内)还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围绕着“今天”以及在“星星画展”和中国绘画史占有一席之地的先锋画家们,如钟阿城、栗庭宪、曲磊磊、周迈、王克平、马德升、严力等人。这些先锋画家为《今天》所做的插图以及天蓝色的封面(当时北岛等人最初将《今天》的封面设计为黑色,遭到印刷厂的拒绝,显然黑色带有更强的政治隐喻色彩)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冲击效果。这种比诗歌更为直观和形象的画面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以更为有力的方式成为引领和影响当时青年人的宣传方式。我们可以看看曲磊磊的两个木版画,《捆缚在我手臂上的太阳》和《我赞美祖国英雄的降临》。高大的巨人英雄,强壮的体魄,伸展的双臂,长城、星星、太阳、锁链、婴儿、高山都成为那个时代最具标志性的形象和标识。从这两幅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青年艺术家身上和当时的“今天”诗人一样带有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其不无张扬的启蒙立场和精英意识是对五四以降而在建国后被长期中断的现代主义传统的重新接续。

同时,北岛和芒克的性格和个人魅力在“今天”的传播着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当南方诗人钟鸣在1983年第一次在欧阳江河家里见到北岛的时候,北岛留给钟鸣的印象应该在南方诗人中具有代表性,“我们开始交谈。他的分寸感,很快就让我明白,他何以会成为佼佼者。而且会永远随身成为道德的力量。他近乎枯燥的严肃,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北岛和芒克身上我们看到了纯正的北方性格,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具有更强的理性精神和深厚的力量。这可以从北岛一生中所有照片中几乎同样的不苟言笑的矜持和严肃的表情中可以看到。这非常像北京话与四川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异,前者更为注重腔调和分寸感。这正体现了北京文化的委婉、谦恭和温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从早期贵州的野鸭塘沙龙再到后来的“启蒙”、 “解冻社”、“崛起的一代”,还是更为复杂的四川诗歌的“莽汉”、“非非”、“新传统主义”之间的分歧和各自的“圈地运动”都呈现了南方诗人的“内讧性”、极强的个性和某些偏激的成分。实际上当时的众多民刊都是仓促上阵并迅速夭折,不团结和短命成了这些民刊绕不过去的悲剧命运。尽管《今天》在第一期的时候也出现了分歧并且七位编委中除了北岛和芒克其他人(黄锐、刘禹、陆焕兴、张鹏志、孙俊世)都宣告退出,但是很快就被重新洗牌后统一得步调一致了。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在众多的民刊中《今天》上发表的作品是第一个甚至也是唯一的被当时官方的主流刊物所接受的,如后来的《诗刊》、《安徽文学》等都转发过《今天》上的作品。所以,黄翔等人尴尬的诗歌命运成了“外省”处境的象征,即使在此过程中有诗人不遗余力地推捧黄翔但是仍然效果微弱,“黄翔最后艰难而幼稚地牺牲在他的地理位置上,——外省诗歌变成了一场自制的政治革命,付出的嗓音和胸腔共鸣,‘死亡朗诵’不光是音量问题,也不光是农业型的赴京告状”。较之贵州这些外省诗人的急躁和急功近利的过于自我膨胀,北岛等这些“今天”诗人因为地理上的天然优势和对北京政治和文化形势的最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冷静的姿态而赢得了那个时代和历史。几次大型的诗歌朗诵会和读者见面会显然在很大的程度上以特殊的方式将《今天》的影响推向了一个高潮,也从而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尽管黄翔等贵州诗人曾在70到80年代六次进京,以大字报、朗诵、演讲等形式在天安门、王府井和西单进行诗歌宣传,但是其后来以及在当时的影响都很难和北岛们比肩。这除了《今天》和《启蒙》的办刊方向以及创办者的性格、思路的差异之外,还在于北岛等北京诗人获得了一种天然上的地理和文化的优势。北岛等人组织的几次大型的公开的诗歌朗诵活动尽管也有大量的警察、便衣和安全部的人在现场“管理”,但是每次都如期和圆满举行。这很大程度上在于当时的公检法和文化部门对北京本土诗歌和文学活动的“网开一面”,而对于像黄翔等这样的“外省”诗人的活动则要严酷得多。这从黄翔等人当时的命运遭际可以很清晰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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