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四 作者:霍俊明

发表时间:2018-04-10 16:43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四 作者:霍俊明
发布时间:2015.05.19  查看:98

油印机时代主导性的北方诗学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四

霍俊明


众所周知,白洋淀诗群、“今天”诗人和朦胧诗潮是今天我们研究文革到新时期先锋诗歌的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因为其诗歌具有现代主义特征并因其反抗性和始终贯穿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性,从而在与那个时期的诗歌美学和研究视阈的合拍中获得了广泛认可。而今天看来这些诗人和诗歌都已经在不断经典化的合力中进入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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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白洋淀诗群、“今天”和“朦胧诗”,我们可以发现有些诗人在三者中都出现过,比如芒克、北岛。而这种叠加和强化显示了这几个为数不多的诗人的特殊性和奇特的诗歌界地位。甚至在不短的时期内成为南方和外省诗人观察北京诗歌和北方诗歌的一个窗口、象征和标尺。北岛、芒克、多多、根子、顾城、江河、杨炼成为这一谱系中的代表人物。而朦胧诗人中仅舒婷来自福建,她成为了北方诗歌谱系中一个独特的存在。

以诗歌刊物为例,1922年到1949年间大陆诗刊约略为110多种,而建国后的诗刊数量却相当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代诗歌并非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是一个繁荣的时期。19501980年间大陆诗刊仅4种,而同期的台湾则有30余种。大陆诗刊在1980年代以来出现了繁荣局面,而1970年代末期以来的诗歌民刊的数量至少有300种以上。在1978年到1980年由于处于特殊的政治环境的过渡时期,一些政治性的、文学性的民间刊物大量涌现。在这些诗歌民刊中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的《今天》无疑是影响最大的。而当“第三代”诗人大多接受了《今天》的影响并且为之鼓吹的时候,更为晚近的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却感受到了强烈的文学史的压抑——诗歌写作方式和惯性话语的压抑。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走出“今天”的巨大阴影为自己命名。“70后”诗歌民刊的繁衍创办应该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而从《今天》、《明天》甚至《后天》,一条清晰的时间线索暗含着某种新诗发展和生成演化的图景也不无强烈地呈现出来。诗人和文学史家终于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70年代末期的“今天”诗群的现代主义色彩的出现、发展乃至最终进入当代诗歌史都离不开《今天》等大量的民刊的涌现。换言之“朦胧诗”一代是与《今天》等民刊直接相关的。同样,民刊在“70后”诗歌的发展历程中也相当重要。诚如洪子诚所说“‘民办’的诗刊、诗报,在支持诗歌探索、发表新人的作品上,是‘正式’出版刊物无法比拟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展现最有活力的诗歌实绩的处所。”

文革时期食指的诗歌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知青们内部传播,而后来的《今天》即可以看作手抄本和刻板油印时代诗歌传播的又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尽管《今天》已经不再是手抄本形式,但是其第一期的纯手工的刻蜡版,手推式油印机,然后一次次重复的折页、配页、装订仍然是类似于手抄本的形式。《今天》第二期开始通过私人关系和出钱的方式找打字员采用打字油印的和手摇机印刷(当时《今天》编辑部花费三百多元购买)。这都以非常民间和“地下”的方式在生产和传播着诗歌。而通过各种关系和偷梁换柱的介绍信最后在印刷厂印制的天蓝色封面的铅印《今天》则引起巨大的轰动并吸引了更多的读者。这几乎是当时众多民刊中唯一的铅印的封面,从这里也能够看到民间和“地下”刊物的特殊时代意义和价值,“我闻着那油墨的芳香,心里是多么欣慰”(《今天》的读者来信)。但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的诗歌民刊和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民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时的《今天》、《启蒙》和后来的《北回归线》、《偏移》、《倾向》等由于历史语境的差异其意义和价值明显不同。再有一个问题90年代以来的民刊一般印数极少只是在很小的圈子里传播,而这种现象所造成的文学史效果是值得注意和探讨的。

  诗刊、诗集的“等级”不是以它们的质量、影响,而是以是否注册“正式” 出版作为标志,那是没有道理的。我想,当代的诗歌批评和诗史写作,应该调整这种自50年代以来确立的认识,质疑当代各种不合理的成文、不成文的等级划分。从近20年的事实看,正是在这些“非正式”的诗集、诗刊中,存在着最为活跃、最有创造性的诗歌因素和诗歌力量。

尽管《今天》的历史只有两年的时间(19781980),刊物只有9期,但是这个刊物以及“今天”诗群却成了不断制造“新闻”和“传奇”的聚集地。当时北岛和芒克创办《今天》显然就在于不可避免的政治因素,这从当时的一次激烈的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民刊联谊会上芒克的签名和北岛义无反顾的支持上可以看出。发行上千份的《今天》越来越在传播中获得了它在北方乃至全国诗歌中的核心地位。1980年底到1981年初,北岛和芒克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推出三期交流资料之后也被迫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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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23日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史的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围绕着它一度北方诗歌成为中国诗歌的中心所在。那时接连不断的罕见的数场大雪为这些诗歌“英雄”的出场渲染了足够浪漫、传奇和悲壮的气氛。现在的《今天》以及“今天”诗人已经成为文学史叙述和研究中的“圣殿”和“神话”。甚至时至今日这种经典化的过程仍然在不断增加热度。北京的“今天”和河北的白洋淀一起成为先锋诗歌源头性的地理版图。这不能不让当时和后来的南方和外省诗人们望洋兴叹。

刘禾编著的《持灯的使者》最早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2001年,但是迟至2009年夏天才由内地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这种迟到无疑增加了诗人和内地研究者对这本关于“今天”回忆和历史叙事的期待。翻开这本书,迎面而来的插页和书封是国内著名学者、新诗研究者和诗人们近乎无以复加的极高评价和历史性的“定论”。洪子诚、陈思和、汪晖、唐晓渡、舒婷、王家新、韩东、欧阳江河、翟永明、张新颖等人对《今天》及“今天”诗人的评价是有代表性的。在这些研究者、诗人以及当下的新诗史视野中《今天》不啻于一场文学史上的造神运动和不可赓续的神话。甚至在很多人看来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似乎只有《新青年》和《新月》等极少数的刊物能够与《今天》比肩。而“今天”作为北方先锋诗歌的翘楚,其神话是如何发生和完成的呢?甚至这种传奇和神话又是如何被不断的阐释和增加意义呢?当年由老诗人蔡其矫介绍来自闽南的舒婷进入北京的“今天”诗歌圈。这位自视由边沿向中心靠拢的诗人的切身观感和说法似乎是我们重新审视“今天”和北方诗歌的一个入口——“我本是鼓浪屿海滩一枚再平常不过的贝壳,经由《今天》,带上大海。是偶然的机缘,抑或历史的必然,让边沿与中心有了联接,我至今还不太清楚。只是在解冻与破冰时期,顺应人心,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微弱声音”研究者们频频使用的“解冻”、“破冰”、“激情的真空”、“启蒙”、“中心”、“开端”等这些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今天”产生的背景以及由此生发的特殊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确实结集在《持灯的使者》中的随笔、回忆录、访谈录并非在简单讲述围绕一份刊物、一群诗人的诗歌往事、诗歌友谊和政治年代特殊的历史记忆,倒是在向我们展示从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的现象学和某种源头性的诗歌发生史与演变史。甚至在南方诗人看来这里展示的是对于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而言北方诗歌的中心地位和主导性的文化传统。

值得注意的多多没有像其他诗人参加后来的“今天”,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多多孤傲的性格。在多多和北岛的印象里双方第一次见面留下的印象都是孤傲。当时经过插队白洋淀的史康成的介绍,1972年的一天北岛去找多多当多多从楼梯上下来的时候北岛的感受是“非常傲慢的样子”,而在多多的眼里北岛比他还傲慢,“戴着一个口罩,根本就不摘口罩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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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四十四条胡同(明朝称新太仓南门,旧称王寡妇胡同,文革时又叫红日路十四条)76号的这个大杂院显然成了汉语先锋诗歌文脉的一个重要标识。尽管这个各色人聚居合住的大杂院和北京其他的大杂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很容易在行人眼中被忽视的最为普通的角落,但是因之特殊时代的一批异端色彩的年青人这里聚集和“精神密谋”而成为当代中国诗歌地理版图上的“圣地”。

民居作为私人空间显然在一个极权化的年代里成了最后一块能够“做梦”和自由精神呼吸的地方。当然这种私人空间的私密性和自由度在政治高压的年代是被严格限制的。这些分布在北京城大大小小的胡同和大杂院中的民居成为那一代人仅存的精神上相互取暖的地方。宇文所安把作为家宅的私人空间称为“私人天地(private sphere)”,“所谓的‘私人天地’,是指一系列物、经验以及活动,它们属于一个独立于社会天地的主体,无论那个社会天地是国家还是家庭。要创造一个私人空间,宣告溢余和游戏是必需的”,它“包孕在私人空间(private space)里,而私人空间既存在于公共世界(public world)之中,又自我封闭、不受公共世界的干扰影响。”

而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北京的大杂院是否对于成长中的一代诗人和正在酝酿生成的《今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之所以《今天》能够维持近两年之久(1978年12月至1980年7月)正得力于北京人的那种纯朴、执着和某种挥之不去的“道义”感,而局促的大杂院也成为北方诗人性格的象征。我们甚至可以在更早年代的老舍笔下看到北京这种破旧、狭窄的大杂院对于原住民生活和性格的重要影响。而北岛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而《今天》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诞生的,“房子的本身可不很高明。第一,它没有格局。院子是东西长而南北短的一个长条,所以南北房不能相对;假若相对起来,院子便被挤成一条缝,而颇象轮船上房舱中间的走道了。南房两间,因此,是紧靠着街门,而北房五间面对着南院墙。两间东房是院子的东尽头;东房北边有块小空地,是厕所。南院墙外是一家老香烛店的晒佛香的场院,有几株柳树”。芒克和北岛则分别从不同侧面呈现了北京人特有的性格——作为京城子民北京人的中心意识都比较强烈,天子脚下的优越感和自尊感以及好面子的特性。1978年冬天,北岛和芒克、黄锐在喝酒之后决定办一份刊物。在当时纸张和油印机都由机关控制的条件下,黄锐费尽周折终于搞到一个破得不行的油印机。而芒克、北岛等人则偷了整整一个月的纸才凑够了第一期《今天》的用纸。从此,东四十四条76号、船板胡同、三不老胡同、北沙滩文化部大院、13路沿线、玉渊潭、紫竹院、西单民主墙、京郊的诗人出游聚会都成为了《今天》“纪念碑”式的历史记忆,成为文学史绕不开的空间场景。这种近似于“地下工作者”的冒险行动显然在政治刚刚解冻的年代天然具备了先锋的性质,这也成了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先锋文学境遇的绝好象征,“当时他形单影只地站在雪地里,在看墙上贴着的一溜白纸。不远处文化部大门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他手里拿着一支笔和一个本。后来我在十三路车上看到过这个本子,我越过他的肩头读到那些陌生而奇特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 看吧,在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或者:黄昏。黄昏。/ 丁家滩是你蓝色的身影。/ 黄昏。黄昏。/ 情侣的头发在你的肩头飘动……”。传单、油印机、密室、地下刊物的散页、寒冷的冬天、白雪、孤独的抄录者、持枪的哨兵、无名的旁观者,这一切都构成了那一特殊时代的精神象征,也成为那个时代文化语境最为生动的寓言。

北岛、赵南、陆焕兴的家里都曾经成为《今天》的“编辑部”,油印的散页在这里被装订成册。一本本天蓝色封面的《今天》从这些房间和胡同被传递到全国各地。同时,他们的居所又成为外地诗人落脚和聚会的特殊沙龙,“一些不明来历的外地画家是编辑部的常客,他们不修边幅,嗓音嘶哑而又滔滔不绝”。诗歌交流和作品研讨在散落于北京的这些胡同和大院里举行,当时通宵达旦的“乌烟瘴气”(当时聚会和参加讨论的青年比拼抽烟似乎成了习惯,深夜里那成堆闪烁的烟火和满地的烟头似乎已经成为了先锋的象征和时尚)又场面热烈的诗歌讨论也只在后来的“第三代”诗人那里有着最后的闪现。

《今天》编辑部的所在地位于东四十四条西段的船板胡同。船板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南部西北起崇文门内大街,东南至崇文门东顺城街。早年此地曾有造船厂,因得名。当年船板胡同北面就是肃王府,建国后被北新桥袜厂占用。船板胡同的不远处就是北京电视设备厂(东四北大街107号),工厂斜对面是一个小酒馆。小酒馆旁边就是一个胡同,胡同里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在文学史叙述中加上着重号的东四十四条76号。当年这里是破旧的大杂院,院子里居住着十几户几十口人家,到处是搭建的厨房、矮棚、厕所。堆在墙角的垃圾箱苍蝇乱飞,屋檐下摆放着痰盂和便盆。但就是这个北京城里最为普通的大杂院的一个里外两间的东厢房,为当时普通老百姓和居委会戴红箍的小脚老太太们所不解甚至戒备和鄙夷的“可疑分子”聚集的“伤风败俗”之地却是众多诗人和艺术青年垂青的“圣地”。

铁狮子胡同是北京最老的胡同之一,现改名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曾经是太监府、皇亲府、将军府府、亲王府、海军陆军部的所在地。诗人吴梅村曾在此写过一首《田家铁狮歌》来追挽历史,“此时铁狮绝可怜,儿童牵挽谁能前。橐驼磨肩牛砺角,霜摧雨蚀枯藤缠。主人已去朱扉改,眼鼻尘沙经几载。锁钥无能护北门,画图何处归西海?”袁世凯曾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又成为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被鲁迅称为“民国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惨案”就发生在这里。建国后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以及诗人田间曾居住此地。当年参与《今天》的重要人物赵南的家就在铁狮子胡同,这里距东四十四条76号院不远。北岛和赵南曾一次次拿着一个凹凸不平的铝锅在清晨去胡同口不远处的早餐店和包子铺买饭。很多时候赵南的家里或是东四十四条76号大杂院的那个东厢房里是横七竖八的借宿和喝醉酒的诗人、工人、大学生和外地来访的青年以及外国作家、记者。赵南的家是当年北京大杂院中最常见的。院门是老旧的垂花门,走进院子右边是天井和葡萄架,屋里窗户常年挂着窗帘。走进黑乎乎的屋子,墙角有一张单人木板床、门边是一排沙发以及破旧的看不出颜色的碗柜和八仙桌、嘎吱作响的老旧的木地板。房间当中是火炉和正吱吱叫响的烧开水的大铁壶,还有墙上黄锐创作的一幅色块斑驳的油画以及北岛从家里拿来的砖头式的录音机……。这一切就是当年“文学密谋者”和精神上的波西米亚人高谈阔论文学和政治的聚集地。这也成为北岛、芒克等人在这里谈情说爱的场地。如今这里早已人去屋空,甚至随着城市改造和拆迁我们已经很难在北京的地理版图上再找到这些在诗人和文学史家眼里非同寻常的地理“坐标”和精神的聚焦之地了。还是让我们倒转往日文学时光的发黄胶片,透过略显神秘的大杂院深处蒙着纱帘的窗子看看当时的理想主义的文学年代里让人激情澎湃的场景,“人影幢幢(这些文学上的密谋者,你只是在那本油印刊物上见过他们的大名。你不禁怦然心动)……你胆怯地敲敲门,门打开了,放出烟雾和蝇群般的交谈声,一些陌生的面孔转向你,然后失望地转回去。你好像走错了门,恨不得马上抽身离去。这时,一个穿着黄呢子军装的青年从单人床上站起来,脸上挂着歉疚的微笑招呼你,把你从不知所措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这对于当年第一次走进《今天》那些略显神秘的院落和房间的外省青年而言不亚于一次朝圣的经历。而那些再也无缘走进这些院落的人只能在当事人的文字中透过历史的烟雾看到一些粗糙的轮廓,而这也使得那本天蓝色的刊物和围绕着这份刊物的诗人具有了后来者难以企及的神秘感和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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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刊物、一个群体的经典化以及历史化认同和影响除了诗人自身的文本成就之外,这些诗人和刊物所带有的故事性、传奇性和民间衍生的英雄江湖气息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今天”而言,尤其其中几个诗人带有的传奇性甚至悲剧性的命运在给人们带来唏嘘感叹的同时也在街谈巷议和文坛轶事中呈现了这个诗歌群体极其特殊的意义和传播效果,比如顾城的杀妻、自杀以及江河妻子蝌蚪的自杀。

芒克在1972与北岛结识,后来北岛曾携当时的女友史保嘉到白洋淀拜访芒克等诗人。透过当时的照片,两个北方的高大的意气风发的男人如此踌躇满志地站在相机面前,芒克和北岛的上衣口袋里都装着香烟。北岛的右手搭在芒克的右肩,这是兄弟的信任,也是诗歌的信任。这两个北方诗人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诗歌时代。1978年10月,《今天》文学编辑部即告成立。芒克和北岛的诗歌传奇也从这时开始,而芒克为此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因为办《今天》芒克被工厂开除。为了躲避麻烦,在北岛等人的劝说下芒克离开北京南下。在福建等地游荡的芒克还在鼓浪屿与舒婷见面,此后还去了三明、泉州、安海等地。后来托人找关系芒克在北京复兴医院看大门,这个临时工一干就是两年。后来,芒克曾参与阿城、栗庭宪等人成立的公司,没过多久公司也宣告倒闭。当时居无定所的芒克曾一度住在阿城家里,阿城当时住在德胜门内大街的一简陋平房里。芒克在这里与阿城等人喝最便宜的二锅头,抽最劣质的烟草,吃大碗的炸酱面,写大块头的诗歌。一大早上从塞外张家口和郊区来的羊群和赶路人的声音一度成为那一时期芒克最深的印象。而在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中,在那些长长的骆驼队清脆的驼铃声中,在那些头戴毡帽、穿着黑色棉袄的拉煤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特殊的景象对这里成长和生活的人们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们排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它们吃草料的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

芒克和北岛与顾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初。顾乡带着弟弟顾城到东四十四条76号的这个大杂院,即当时《今天》编辑部所在地。胆小、羞怯是顾城当时留给北岛和芒克的印象。此后顾城开始在《今天》和北京的一些区级报刊上发表诗作,直至80年代新诗潮中成为风云人物。1993年1月,芒克赴德国参加柏林艺术节时住在顾城柏林寓所。几个月之后,悲剧发生。1980年《今天》被迫停刊。当年秋天,一度悲伤、孤独的芒克不断借酒浇愁。一天晚上芒克与唐晓渡等人喝酒之后大醉。芒克歪歪斜斜跑到大街上撒尿,还不断对着空旷的北京街道发表演讲,“你们说,中国有诗人吗?” 每次看到当年芒克、北岛、唐晓渡等人的照片都能够看到这些已经在酒桌上喝高了,一个个面红耳赤、东倒西歪。在芒克等白洋淀、北京诗人身上十分形象地呈现了诗歌和饮酒的关系。芒克和唐晓渡曾经极其认真和煞有介事地推算过,如果从18岁成年时开始喝酒以每天半斤白酒计算下来,三十年后是10950斤,40年后是14600斤。而历史竟是如此地相似!当北京的芒克和唐晓渡在探讨一生能喝多少酒时,来自西南的“第三代”诗人李亚伟和马辉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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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岛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史叙事中经历了从贬抑到经典化的过程,而这种转变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动因值得探究。无论是作为一份民刊的《今天》还是成为诗歌流派的“今天”,这些当年在一个时期的新诗史写作中曾被贬抑和忽略的现象到了今天则成了诗歌史的“英雄”。这些诗人围绕着《今天》的交往已经成为今天津津乐道的文学史故事甚至诗歌传奇。这些曾经在私人间的笔记本上秘密传抄的诗作已经成了20世纪中国新诗的经典范本。而这种转变的过程及其复杂性更是生动地呈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学史研究范式和多变的文化生态,“由于‘文革’和阶级成分,创办《今天》的人们均无缘上大学,可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这些平均‘初中文化程度’的朦胧诗元老的名字不仅登上大学课堂,而且成为大批文科硕士和博士的论文题目。因此,所谓边缘与中心、学院和在野的位置是可以掉换的。”值得纠正的是《今天》的经典化并不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早在《今天》办刊的过程中北岛等人已经预料到这份刊物在今后的历史价值,“《今天》的性质是令人瞩目的,它是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极为罕见的变革之后,由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创办的文艺刊物。这样一份刊物的出现已经意味着它沉重的历史份量了。” 当年这些蓝色封面的文学小册子在后来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先声”。

而由于历史语境、文学史观、书写模式、史料挖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文学史对“今天”以及“朦胧诗”的叙述曾一度处于相当大的变动之中。

1990年代以降的“今天”研究在文化学、社会学、文本语义研究之外更为关注还原历史和揭示历史本相。研究者大多采用文化人类学者经常使用的“田野作业”的方法来充分挖掘被掩埋的历史(如民刊、诗稿、回忆录、日记、照片、手抄本、信件、档案等),以期在对往事细节和现象的再现中展开历史叙述。而影响日甚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持灯的使者》、《半生为人》、《灿烂》、《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旁观者》、《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中国知青文学史》等更是不断将“今天”推向经典化的高峰。尤其是《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其中大量的当事人的访谈、回忆录、书信都以“铁的事实”向世人和文学史家证实了这段诗歌往事的真实性和不可替代的文学史价值。而书中近200幅涉及诗人生活、交往、活动、书信、手稿以及私人(比如当年北岛的女友邵飞在北京电影学院游泳池的照片)的老照片更是以最为真切和鲜活的方式打通了读者和文学史家进入当年沧桑历史的通道。相信看到1976年的春天北岛和老诗人蔡其矫在景山公园促膝谈诗、北岛等人在西单民主墙出售《今天》、北岛在“星星美展”游行结束后在北京市委门前的演讲、北岛和芒克与《今天》的读者热情的交谈,1977年夏天北岛和蔡其矫在北京京郊樱桃沟的出游、1979年北岛等在玉渊潭、紫竹院公园举行的诗歌朗诵、读者见面会、1980年舒婷到北京参加“青春诗会”时与《今天》编辑部同仁的合影,读者都会真切地感受到这段历史并未远去的鲜活与生动、可信。这些历史烟云深处的黑白照片唤起的不只是一代人的记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类似于纪录片式的画面呈现为我们勾勒了当初激动人心的诗歌往事和文坛佳话。像《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文学史构造方式显然推动了《今天》的历史意义和经典化的过程。无论是《今天》的创刊还是被迫停刊都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史上极具象征性的现象和话题。而《今天》这样一份刊物在特殊的年代不能不具有强烈的启蒙和自由的精神,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因为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抗衡而带有的自身的政治文化色彩。这从《今天》被迫停刊的原因以及在1980年以《今天》编辑部和“今天文学研究会”筹备会的名义油印的《致<今天>读者书》中能够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这份致读者的信不断强调的是宪法、法制、自由、权利和人权,“我们郑重声明:保留在任何时候恢复《今天》出版的权利,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关于出版自由的条文赋予我们这一神圣的公民权利。《今天》不存在非法的问题,而是有关出版自由度和具体法令不完善。”

“朦胧诗”之所以从出现伊始就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与公议的对象,与《今天》杂志的“同人色彩”有着很大关系。“朦胧诗”当时受到社会的热烈关注不仅与《今天》这份同人刊物以及《诗刊》等重要的官方刊物对他们作品开绿灯有关,而且更重要的还与它独特的“‘结社’形式是有‘地下沙龙’色彩有密切关系”。还需要强调的是《今天》的北京背景。显然北京作为当时全国“拨乱反正”的中心以及文化象征性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今天》的主流地位和主导性影响。这也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其他民刊的影响。有研究者将《今天》及“今天”诗人的意义放在现代主义新诗发展序列中处理,如陈超在《<今天>及其前驱诗歌、诗人概说》指出“1978年末,北京又一个民间文学社团《今天》创刊。它的‘组织基础’乃是70年代的‘白洋淀诗群’和与其关系密切的北岛、江河等人。从‘X小组’、‘太阳纵队’,到‘白洋淀诗群’、‘今天’,有一条现代诗的连续文脉可循。而《今天》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性影响的、成熟的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群体出现”。而到了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今天》杂志和“今天”诗人受到新诗史和研究的青睐显然迎合了这一时期对文革文学以及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想象。《今天》的重要影响、秘密交往、自由精神、叛逆大胆的诗歌活动、先锋诗歌文本、诗人传奇性的经历都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史“故事”而被不断经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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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新诗史和“朦胧诗”选本中所认定的朦胧诗人范围的差异是很大的,尤其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的选本收录朦胧诗人竟达40多个。但是对“今天”诗人的认定,如果是以围绕《今天》并在《今天》上发表诗作为标准的话,那么在《今天》出版的总共9期中一共出现的诗人是24位,诗作是146首。很显然这24位“今天”诗人与40几位的朦胧诗人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要注意区分“朦胧诗人”与“今天诗人”的关系与区别。很多文学史和朦胧诗选中所列举的一些“朦胧诗人”由于与《今天》没有关系因而不是“今天诗人”(甚至涉及的很多诗人更严格意义上讲却属于“第三代”),如吕贵品、骆耕野、许德民、孙晓刚、韩东、西川、白马、贝岭、陈东东、吕德安、王家新、马高明、牛波、杨榴红、骆一禾、封新成、岛子、余刚、王寅。需要强调的是黑大春参加了《今天》的活动,但是没有在《今天》上发表诗作,但是被相关当事人认定为“今天”诗人中年龄最小的诗人。

这一时期新诗史叙述先锋诗歌的线索、变动以及范式转换可以从这一时期的新诗选本中得到印证。

唐晓渡在《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中将“朦胧诗”分为三个时期:滥觞期(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涌流期(《今天》创办到1983年),发散期(1983。而洪子诚和程光炜编选的《朦胧诗新编》中也体现了这一思路。正是在此意义上,《在黎明的铜镜中》和《朦胧诗新编》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今天”诗派和白洋淀诗群的选本。北岛、芒克、多多、根子、方含、林莽、田晓青、齐云、严力等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正是由于朦胧诗的叙述向其前史阶段的推移,以往文学史叙述中的朦胧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江河和杨炼的经典五人模式已被打破。相应地食指、多多、芒克、根子、林莽、方含、齐云、田晓青、严力甚至黄翔、哑默都加入到了朦胧诗人的行列中。值得注意的是在90年代以来的新诗史写作以及相关研究都是从文革“地下”诗歌,《今天》和“新诗潮”这个线索来叙述朦胧诗的。而在早期的新诗史和文学史中(如张钟、洪子诚等人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由于史料的发掘以及其他“滞后性”因素在叙述“朦胧诗”时还不可能涉及到食指、白洋淀诗群等“地下”写作。而在90年代以降的新诗史写作中“朦胧诗”的前史阶段被空前强调。陈仲义就认为以《今天》为发端的朦胧诗潮竟酿成了新诗史上令人瞩目的诗歌运动,“最初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文革时期北京的‘沙龙’文学——70年代初上山下乡时期的‘白洋淀诗群’,以及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三种自发的文学力量构成《今天》——朦胧诗潮潜在深厚的背景土壤。它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属于文革痛定思痛的产物,而绝不是全盘西化的‘舶来品’。” 而徐敬亚早在写于19791219日的《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就大声疾呼“我敢假设:如果让我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诗歌的一页上,我要写下几个大字——在七十年代末诗坛上,出现了一个文学刊物:《今天》。它放射了奇异的光。它将牵引后人”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当时的发稿原则是尽量发表“文革时的地下诗歌作品”,而这种编选原则使一些诗人写于文革后的诗作在《今天》上发表时注明的写作时间却变成了文革。如食指的《疯狗》一诗实际是写于1978年,而在《今天》第2期发表时却变成了1974年。而此后的新诗研究也大多认为该诗是写于1974年,如徐敬亚的《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今天》第9期)、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李杨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陈思和的《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杨鼎川的《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等等。这都给相关的史料挖掘以及“潜在写作”等文学史概念带来了怀疑和否定的声音,“以这种‘未正式出版物’重构文学史的努力,‘潜在写作’、‘地下文学’的发掘引发了持续的热情,缓解了我们的‘文学史焦虑’,然而,对致力于以这些‘潜在写作’来改写文学史的研究者而言,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却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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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在早期的文学史写作中从没出现过对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食指、白洋淀诗群、《今天》的创办和相关活动的叙述?这当然与史料的挖掘有关,也与不同时期的历史叙述的历史构造和深层动因相关。所以说历史是被时代塑造出来的并不过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确实很多新诗史家和研究者都已注意到了“今天”与“朦胧诗”之间的关系,但是问题是很少有人真正思考“朦胧诗”、“今天”和文革的“地下诗歌”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而是在更多的时候将“朦胧诗派”与“今天诗派”、“朦胧诗人”与“《今天》诗人”划等号。这实际上遮蔽了很重要的诗歌史问题,如关于“朦胧诗”的发生、命名、论争和诗人认定等历史性问题。在具体的文学史操作中写作者会受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影响并且会出现与书写者初衷相悖离的情况。陈仲义的《中国朦胧诗人论》在扉页上写着——“这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朦胧诗和朦胧诗人的专著。作者潜心多年,对当代诗坛最具代表性的朦胧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人的生活和创作作了深入的剖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是一部当代朦胧诗发展的简史,也是了解朦胧诗和朦胧诗人的窗口”。需要说明的是这部朦胧诗“发展简史”也是一般文学史中都出现的所谓朦胧诗人的5人格局(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但实际上这并非是陈仲义的初衷。在《中国朦胧诗人论》后记中陈仲义无奈地道出了原委,“本书原名《今天派论稿》,考虑到诗界外人士对此名犹觉陌生,遂改成现在虽非科学,却有较大通约性的提法。原订计划还要涉及芒克、多多、严力三人。……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他们在此书中只好暂付阙如。” 尽管陈仲义没有将这部著作命之为《今天派诗稿》,但在具体的叙述中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了《今天》和“今天”诗人的重要性,如针对某些研究者认为“朦胧诗”的意义在于其道义的光芒而非美学的光芒更多停留在社会、道德和意识层面陈仲义进行了质疑。他认为从《今天》开始的“朦胧诗”恰恰对建国后的30年诗歌美学进行了颠覆,“比较公允的提法应该是:《今天》的早期诗歌历史地烙上强烈的社会性烙印,但并没有全然不顾诗的本体属性去迁就它的功利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归与张扬本体的自觉愈加鲜明。”

还有一个文学史的叙事问题就是芒克与多多尽管同是白洋淀诗群的主将并且芒克还参加了《今天》的创办,但是他们两人在新诗史上的命运却近乎相同。这就是二人在长时期内被埋没与忽视。这不仅与他们在诗坛的一贯低调有关,如很少参加各种诗歌活动,更与他们的诗歌观念甚至做人准则有关。而这也造成相当程度的他们的诗歌写作与当时主流的诗歌写作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多多当年在《今天》上并没有发表诗作,各种期刊也难觅他的身影,直至1985年老木编选的非正式出版的《新诗潮诗集》才收入多多的诗作。多多的个人诗集《行礼:诗38首》至1988年才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尽管芒克在1983年已经完成了油印诗集《阳光中的向日葵》,但这部诗集也直至1988年才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就诗集的正式出版而言,多多和芒克要远远晚于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人。而在多多和芒克看来,诗人的职责就是写出重要而优异的诗歌,而不是以此去捞得什么名声和资本。黄灿然认为多多的独特性或者被众多评论者和文学史家所忽略的原因正在于他的特立独行,即不为诗坛的各种主义、流派甚至帮派所迷惑,“诗歌中的现象,主要体现于各种主义、流派和标签。这些现象并非完全一无是处,其中一个好处是:它们会进一步迷惑那些迷惑人的人,也即使那些主义、流派和标签的提出者、形成者和高举者陷入他们自己的圈套;又会进一步吸引那些被吸引的人——把他们吸引到诗歌的核心里去,例如一些人被吸引了,可能变成诗人。这些可能的诗人有一部分又会被卷入主义、流派和标签的再循环,另一部分却会慢慢培养出自己的品位,进而与那些原来就不为主义和流派所迷惑,不为标签所规限的诗人形成一股力量,一股潜流,比较诚实地对待和比较准确地判断诗歌。” 在此意义上多多与芒克不属于任何一个诗歌流派和诗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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