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七 作者:霍俊明

发表时间:2018-04-10 16:44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七 作者:霍俊明
发布时间:2015.05.19  查看:53

贵州道上的“启蒙”与泛政治狂想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七


霍俊明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目前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已经成了“显学”,几乎人人都在各种文章中谈论“场域”。而谈论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的先锋诗歌尤其是南方与北方诗歌的关系,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确实十分凑效。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一个时期的“场域”在获得其自主性和主导地位之后就会随之出现一个二元对立结构。也即在主导性“场域”之外存在一个边缘的、非主导性的时时觊觎主导性结构的一个张力结构。这两种结构此消彼长的冲突和张力关系构成了“场域”的变动史。在当代汉语诗歌史上尤其是在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以北京为核心场域的北方诗歌无疑占有着高高在上的主导性地位。无论是北京的各种沙龙和读书小组,还是导引性的先驱诗人食指名满天下的诗歌写作,甚至是白洋淀诗群、“今天”和“新诗潮”接连不断的强势影响,这都不断加重和渲染出这一时期北方诗学的强大和不可撼动。实际上相对处于“边地”的贵阳也并不像黄翔(被贵州诗人称为“诗歌界的顾准”)等人后来所偏激地指责他们完全被北方诗人忽略,贵阳连同那些诗人一起成为诗歌史不能轻易绕开的存在。1995年夏天,贵州红枫湖诗会后徐敬亚、唐晓渡还专门到贵阳市郊看望黄翔,“黄翔流着眼泪,说着那些年的往事。我和晓渡都说历史不会淹没一位诗人”

1

云笼雾罩的贵州高原向来以其“多山”著称。这里的高原、山地、丘陵、坝子等特殊的地理景观及其所生成的文化景观自具特色。处于遥远的“边地”和“外省”的贵州加之特殊的政治年代形成以黄翔和哑默为代表的悲剧性命运,这使得一些诗人的写作和诗歌行动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情结和运动心理。我们首先可以在“边地”贵州的地理风貌上了解这一地区诗人的生活处境、性格特征和写作环境:“川黔道上形势的险恶,真够得上崎岖鸟道,悬崖绝壁。尤其是踏入贵州的境界,触目都是奇异的高峰:往往三个山峰相并,仿佛笔架;三峰之间有两条深沟,只能听见水在沟内活活地流,却望不到半点水的影子。中间是一条一两尺宽的小路,恰容得一乘轿子的通过。有的山路曲折过于繁复了,远远便听见大队驮马的过山铃在深谷中响动,始终不知道它们终究来在何处。从这山到那山,看着宛然在目;但中间相距着是几百丈宽的深壑,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对面。甚至于最长的路线,从这边山头出发是清晨,到得对山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天常常酝酿着阴霾,山巅笼罩着一片一片白豰似的瘴雾,被风袅袅地吹着,向四处散去。因为走到这些地方,也许几天才能看见一回太阳;行客则照例都很茫然于时间的早晚,一直要奔波到夜幕低垂,才肯落下栈来。在贵州界内最称险绝的是九龙山沟,羊角硓,石牛栏,祖师观……这几处,都是连绵蜿蜒的山岭,除了长壑天堑之外,石梯多到几千级。从坡角遥望耸入云端的山顶,行旅往来宛如在天际低徊的小鸟,更没有想到自己也要作一度的登临。” 险峻无边的群山、深不见底的沟壑、成千上万难以计数的山路和石阶以及漫延的阴霾雾瘴使得贵州诗人更多的时候处于沉默和孤独的幻想之中。同时大声叫嚷的方言以及同样倔强、暴烈的性格也在诗歌中得以呈现。特殊的地理环境、山地文化(山地占贵州全省的87%,余下部分为丘陵和坝子)导致这里长时期成为边缘的“外省”。而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贵州本土诗人对这种“外省”身份的焦灼以及迫切希望得到北京“中心”认可的心理导致了一系列地震般的诗歌行动和泛政治化的狂想。这种边地性的焦虑与紧张却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些诗人相当敏感多思,他们对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诗歌和政治动向极其关注。1976年“四·五事件”发生没多久,远在贵阳的黄翔就写下了《不,你没有死去——献给英雄的1976年4月5日》——“你的铁锤般沉重的拳头 / 仍然还在沉默中挑战和应战 / 你的血肉模糊的身躯 / 仍然还在无声地控诉和呐喊…… / 你将重新高举起觉醒的旗帜 / 战胜那曾经用枪口对准你的 / 把人的权利庄严地大声宣布”。

与此同时以贵州为象征的西南诗歌对强势北方诗歌的羡慕、挑战和觊觎、不满恰恰呈现了特殊年代地方诗歌和话语空间的不对称性。无论是小范围的聚集于野鸭塘的诗歌沙龙,还是文革结束之后黄翔数次带着宣言、扛着诗歌到天安门广场、西单民主墙和北京的高校演讲都呈现出西南这种边地性诗歌的弱势特征以及因此而生发的强烈的抗议性。而黄翔等诗人的这种抗议性恰恰是通过更为急躁和夸张的政治运动式的手段得以进行的。所以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之下这种运动手段是不可能被主流权力所接受的。黄翔令人唏嘘感叹的个人遭际已经说明了一切。当然现在看来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对黄翔的“接受”显然又是得力于这种强烈的政治寓言效果和黄翔同样强烈的政治和运动情结。尽管黄翔曾经为此而受难,但是从后来看这无形之中给他带来了“宝贵”的文化资本。黄翔在1990年代开始受到西方的关注和接受,1992年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将黄翔和哑默收入第10届《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同时哑默和黄翔获得1992-1993年度世界名人提名。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黄翔世界知识分子称号和二十世纪成就奖。1993年初,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和美国国际名人中心联合邀请黄翔和哑默出席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第20届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大会。而如今黄翔和他的妻子正在美国的别墅里写诗、写字。黄翔得到了“国际”的认可和荣誉实际上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味,甚至在一些深谙个中原由的诗人看来有过度的夸张和荒唐的色彩,“1992年,我不断收到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寄来的东西,《国际名人录》,《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成功者》(若是旁观者,我就缴纳成本费了),《二十世纪成就奖》……高兴了一阵子,很快就成了我们的笑话。我和赵野老拿这事开心。但我想到当时处境非常艰难的黄翔或许有点用。便推荐了他和哑默。若不其然,他因此受邀去了趟美国。又作了几次眼眶潮红的‘死亡朗诵’。声称‘规模宏大’。结果只有20来人。许多还是1978年‘民主墙’的朋友。在他寄给我的华人报纸上,除了一条简讯,我注意到,几乎同时,不远的公园里,正举办一个‘中国式的’游园活动,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排着队,品尝小吃,看杂技和土风舞,用中文取名……而不是读诗”。而通过黄翔等诗人对北岛等“今天”诗人的强烈不满,甚至直接将枪口对准艾青以及当时对文革、政治和毛泽东的激烈评价都能够显现出一种边缘诗歌存在的无处不在的的焦虑。这种焦虑在特殊的年代竟然是以如此特殊和激烈的方式体现出来。说到黄翔很容易让人想起北方的食指,甚至食指的文学史意义更多的时候被指认为高于黄翔。这自然引起包括黄翔在内的贵州诗人的不满,比如张嘉谚所抱怨的“可直至十多年后,在论及那一段诗歌史实时,连新诗潮最权威的‘首席评论家’谢冕,也极谨慎地将他列名在‘食指’之后。而‘食指’其人,无论‘独立写作的先行期’还是其诗的容量、份量、力量和重量,显然难与黄翔相提并论。此外,便是以‘崛起’诗评著称的徐敬亚与后崛起的诗人们对黄翔的盲视、曲解与回避。”

2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同样在“文革”时期进行“地下”写作的贵州诗人群以及上海诗人群、福建诗人群等受到的关注程度显然不如食指和白洋淀诗群。

钱玉林在谈到“上海诗人群”时认为这些时间上要早于“白洋淀”诗人群,更早于“朦胧诗”作者的上海“地下诗人”,这些与红卫兵造反夺权无缘的“平民的儿子”至今仍被岁月沉埋,被现今的诗坛遗忘。从1963年开始,哑默、黄翔等人组织了野鸭沙龙,主要活动地点是贵阳的黔灵湖公园和和平路的北天主教堂。尽管他们的阅读、写作、传抄和朗诵都是在秘密中进行,但是高原诗人群和文艺沙龙在当时有着较大的影响。当时的野鸭沙龙与孙唯井的“芭蕉沙龙”(绘画)、周渝生的音乐沙龙是互相交叉的,很多成员都同时参与了这几个沙龙的活动。“野鸭沙龙”具代表性地呈现了酷烈的“文革”时代的生存环境的文艺环境,也同样更具代表性地呈现出重压下的一代精神“断奶”的青年人对思想和文学的渴求。这是一群茫茫暗夜中义无反顾的精神盗火者,“‘野鸭沙龙’里有一张黑色的中长木沙发,那是我的永久的‘地盘’。多少年来,我常常坐或躺在那儿到深夜。我在那儿与哑默和其他的朋友谈诗、谈绘画、谈哲学和时事,或者听音乐。……人性的音乐和当时为我们所偷阅的欧美文学和哲学等世界名著一样,只为我们所独有。这是些大胆的‘窃贼’的财富。多么令人胆颤心惊……我们是我们所处的时空中的游离者,漂泊者、叛逆者”

哑默(1942-),原名伍立宪,贵州普定县人,曾用过笔名春寒、矛戈、惠尔,1978年12月开始使用“哑默”这个笔名。哑默1956年开始写作,1964年在市郊野鸭塘农村学校任教。文革期间开始阅读摘抄内部资料并坚持诗歌写作。1979年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发布《哑默诗选》。著有《哑默:世纪的守灵人》10卷,《乡野的礼物》、《墙里化石》、《见证》、《暗夜的举火者》等诗文集,被视为“前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哑默的读书、写作和对时代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与其哥哥伍汶宪有关。伍汶宪曾在1950年代就组织过文艺沙龙并写出为数不少的诗作,后被捕入狱。哑默1960初期开始诗歌写作并自印民刊,主要有诗作《海鸥》、《鸽子》、《晨鸡》、《荒野的婚礼》、《是谁把春天唤醒》、《想起了一件事》、《夜路》、《秋日的风》、《海》、《如果我是……》、《春天、爱情和生命》、《我在桥旁等你……》、《月亮》、《秋天》、《在茫茫的黑夜》、《黎明的晨光啊,你何时到来?》、《山城行》、《浸润》等。哑默的诗歌不像黄翔排山倒海和火山喷发式的激烈,而是在内敛、理性和平静、孤独中等待爆发的火山的岩浆。只是在哑默这里呈现的更多的是黑暗年代里一个无比压抑、孤独、痛苦和分裂的灵魂对人性的默默追索,“以最后的诗章献于你的像前 / 永示着悼别的哀念 // 我将在茫茫人世徘徊 / 怀着浩劫后的苦悲 / 天空中消逝的日晖 / 我殷切等待的光明 // 你步履倥偬 / 带走希望的点点余温 // 寂寞冰冷 / 撕裂着心灵 // 苦寻着已被茫然的人性 / 四周却垂着迷津 // 你点燃我生命的篝火 / 使它闪闪生辉 / 是对你的记忆 / 使我在黎明前一次次被催醒”(《哀离》,1973)。

黄翔(1941-),生于湖南武冈,现居美国。在1958年即已开始发表诗歌并入选全国诗选。从1959年开始诗人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被禁止发表。黄翔在“文革”期间写下了《野兽》(1968)、《预言》(1966)、《白骨》、《留在星球上的札记》(1968-1969)、《我看见一场战争》(1969)、《火炬之歌》(1969年,815)、《长城的自白》(1972924)、《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1973-1974)、《火神》(1976年初)、《不 你没有死去——献给英雄的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197648)等诗。黄翔主要有诗文集《狂饮不醉的兽形》(1986)、《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1998)、《黄翔禁毁诗选》(1999)、《狂饮不醉的兽形·受禁诗歌系列》(2002-2003)等。黄翔从1960年代初期的诗歌写作开始一直就秉持着强烈的个人化的反省、对抗和质疑的色彩,一直在高亢的红色合唱时代坚持“独唱”。这在《独唱》、《长城》等诗中都有鲜明的表现,“我是谁 / 我是瀑布的孤魂 / 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 / / 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 / 游踪 / 我的唯一的听众 / 是沉寂”(《独唱》,1962)。黄翔即使是面对“文革“一体化意识形态的严厉监控仍一直坚持偷偷写作,这些诗作在当时的“野鸭”沙龙中被秘密传抄和朗诵。而在政治运动中为了躲避劫难黄翔又不得不一次次想方设法来保存自己的诗作。黄翔后来回忆当初自己保存手稿的艰难情况,“原稿先后收藏在蜡烛、竹筒、胶靴、米桶缸和故乡牛棚历年经雨水淋坏的茅屋顶上,后取出时已水渍斑斑,濒于腐烂”。黄翔的诗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嘶喊出来的。黄翔当时写作《火炬之歌》的情景相当真切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氛围和诗人特殊的心态,“我的房间里有个窗户靠着屋顶,我常常独自坐在屋顶上眺望远空和街道。燥热的晴空一碧如洗,往往引起我的青春心灵的骚动和遐想。楼下街道上不时出现头戴藤帽和肩扛梭镖的游行队伍,他们一边朝前走一边高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文攻武卫,针锋相对!’一看到这情景就使我产生莫名的窒息和憎恶!……我忍不住在心里大喊大叫,而内心暴烈的呼喊化为狂飙,呼之欲出,它终于从我的口腔里蹦出来了,使我大吃一惊!屋子里一片寂静,只有我一个人。我从窗台上跳了下来,又跳了上去,一会又从窗台上跳下往床上一倒。掏出一枝烟,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头上挂着长长的烟蒂,快掉下来了,我用中指把它狠狠一弹,突然一颗火星一闪,我的脑子里刷地一亮,浑身像着了火似的猛地燃烧起来。这股火来势凶猛,越烧越大,烧得我在屋子里像头困兽似的团团直转,此时的时间是1969813日上午10时。窒息中产生诗的灵感。第三天,一种鲜明的诗的形象出现了,清晰了,成熟了。我在白天打开灯,然后用黑布把灯蒙上,让一圈灯光透射到桌子上。我铺开了纸,抓起了笔,热泪纵横中一口气写出了我的《火炬之歌》,时间是1969815日”

在远远的天边移动

在暗蓝的天幕上摇晃

是一支发光的队伍

是静静流动的火河

照亮了那些永远低垂的窗帘

流进了那些彼此隔离的门扉

汇集在每一条街巷  路口

斟满了夜的穹庐

跳窜在每一双灼热的瞳孔里

燃烧着焦渴的生命

啊火炬,你伸出了一千只发光的手

张大了一万条发光的喉咙

喊醒大路  喊醒广场

喊醒——世代所有的人们——

——《火炬之歌》

黄翔的《火炬之歌》成为一个黑暗的时代企图点亮人性灯盏的启蒙之光,而他的《野兽》、《白骨》、《我看见一场战争》、《长城的自白》等诗则更为有力地呈现了“文革”这样一个人妖颠倒、人性沦落的“吃人”时代的本质和诗人决绝的反抗精神:“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 一个时代扑倒我 / 斜乜着眼睛 / 把践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 撕着 / 咬着 / 啃着 /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喉咙”(《野兽》)。黄翔的诗歌中最大限度地呈现了诗人的真实感受,诗歌中的自我是燃烧的,爆裂的,“没有‘我’的诗是虚假的,伪善的;每一首诗中都有‘我’独立其中”。确然黄翔的诗是就是剧烈燃烧的火团,作为主体的诗人在其中喷薄燃烧。在“非人”的时代诗人喊出了惊世骇俗、撕心裂肺的最具震撼力的人性的声音,“提到黄翔,我想到的是一部诗的野史,其实,也是一部本真的诗史,一块‘活着的墓碑’,一个终生背负诗的十字架的殉‘诗’者”

3

一定程度上贵州高原诗人群的代表诗人黄翔在新诗史中所受重视程度不足与其诗歌被挖掘程度、诗歌传播范围和主流的认可有关,也与其诗歌写作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关。当然也与食指、白洋淀诗群与后来的《今天》和“朦胧诗”的血缘关系有关。在“今天诗派”(朦胧诗)越来越成为新诗史的正统的今天,与之关系紧密、具有传承关系诗人、诗群肯定会得到重视。黄翔只有少数诗作被批评界提及,少数的新诗选本将黄翔归入“朦胧诗人”的行列。黄翔的诗作至今仍只得到有限度的认可,这既是诗人的悲剧,也是政治文化的悲剧。

黄翔曾经说过自己从来都没有和北京的那帮“今天诗人”们有过交往,但这明显与事实不符。这又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黄翔这位西南诗人对北京诗人的不满和某种觊觎心理。芒克的家里,有黄翔和哑默送给芒克的一幅书法:“天生我才必有用”。1979年秋天黄翔带领“启蒙”的成员到北京会面“今天”诗人。在圆明园留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当时有北岛、芒克、黄锐、江河、陈迈平、甘铁生以及黄翔、莫建刚、薛明德、张玉萍、于美好等人。1980年代,时在北京的贵州诗人王强曾带着黄翔到芒克家里,宣传黄翔创立的“宇宙天体星团”,“我至今没明白这个‘宇宙天体星团’到底是何物?是个诗人团体呢,还是什么新的思潮或者新的发现?反正我猜得出这种稀奇古怪的花样儿肯定都是老黄翔的产物。因为他这个人从不甘寂寞,所以免不了要折腾。” 至今芒克仍然留有当时自己带着黄翔夫妇和王强在圆明园的一张照片。当时是冬天,在圆明园的废墟下芒克这位北方诗人显得格外高大,他的身旁是黄翔夫妇。黄翔穿着浅色的羽绒服,秋潇雨兰穿着深色的大衣、围着毛围脖。199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芒克带着食指、黄翔、黑大春等人去拜访崔卫平。而当1993年与诗人过从甚密的摄影家肖全给芒克拍的照片遭受到芒克的愤怒和尖锐批评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从这些琐碎甚至在一般文学史家那里毫无意义的日常细节中能够看到以芒克为首的这些曾经叱咤诗坛的北方诗人的性格和仍然时时闪现出的北方精神——直率、天真、洒脱、不羁。柏桦也曾在90年代初“现代汉诗”编委会称芒克为“极权”诗人,当时在安徽为期三天的编委会上,芒克强行拉着柏桦喝酒、打篮球。

在叙述文革时期的诗人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同样在文革时期进行“地下”写作群体受关注程度显然不如食指和白洋淀诗群。黄翔在90年代写给钟鸣等人的信中反复强调自己对贵州诗人群被忽略的强烈不满。值得提及的是1994年作家出版社拟出版黄翔诗文选集《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一书。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收入黄翔1959年以来的诗歌、诗论、随笔的《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诗文集最终没有出版。该书迟至1998年8月才由纽约天下华人出版社出版。黄翔至今已出版大量的诗文集,也有少数的新诗选本将黄翔归入“朦胧诗人”的行列,但黄翔的诗作至今仍是得到有限范围的认可。尽管一些新诗史和文学史在叙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诗歌时仍会礼貌性地谈到黄翔和贵州诗人的简略情况

黄翔1941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桂东,半生命运多舛。而他的出身更是在当时给他带来难以想象的厄运,父亲是国民党东北保密局的局长,母亲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黄翔出生不久就被带到湖南桂东农村的养父母家。因为出身不好,黄翔从儿童时代就被视为危险的异类分子,8岁时即被游街和关押。这种政治灾难给黄翔一生产生难以言说的影响。14岁的黄翔从湖南回到贵阳,在工厂当学徒。而三年之后,也即1959年黄翔在青春期的冲动下登上了开往大西北的列车。而因为企图偷越国境罪黄翔被劳改三年。文革爆发不久,在抄家中父亲的照片、委任状以及黄翔的诗歌手稿、书信都被作为罪状的铁证。黄翔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精神崩溃的黄翔曾几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如此酷烈的人生命运和政治遭际无形中加速了黄翔爆裂的反抗性,也形成了难以抹去的政治情结。

处于“流放”中的黄翔最终在哑默位于野鸭塘的房间以及废弃的天主教堂里找到了诗歌、音乐和灵魂的安顿之所。

当时沙龙主要涉及音乐、诗歌、哲学等,主要人员有哑默、黄翔、李家华、郭庭基、白志成、江长庚、曹秀清、李乐年、戴舜庆、包晓冬、朱虹等。黄翔拿着自制的巨大蜡烛在哑默房间里朗诵《火炬之歌》的情形也在今天成了诗歌史上的传奇,尽管这种传奇曾长时期被淹没在北方诗歌的巨浪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沙龙也不能排除男女之间情感的因素,比如贵州诗人圈里至今几乎不被提及的几位女性,如谭晓星、陶娟娟、朱虹等。当文革结束,郁积多年的火山终于可以喷发了。1978年10月10日黄翔带领“启蒙”成员方家华、莫健刚等扛着诗歌进了北京。《火神交响诗》被张贴在人民日报社的墙上。仅仅一个月之后,黄翔、李家华、方家华、杨在行、莫健刚、胡长论等人(罗宾孙和黄杰在大字报上签字,但因故未到北京参加活动)再次到北京张贴诗歌大字报《致卡特总统的信》以及李家华的长篇评论《评<火神交响诗>》。李家华这篇文章以极具煽动性和挑战性的言辞“清算”了文革,“他们用扬声器反复播送一种声音发动进攻,用书籍、报刊反复讲一种观点发动进攻……在他们的大举进攻面前,人们白天沉默寡言,夜晚惶恐不安,有如在劫难逃的惊弓之鸟……在他们灭绝人性的红色战争面前,健康的人会突然病倒,正常的人会突然发疯,抵抗力差的会突然死去……每天都有服毒自杀和上吊丧命的消息传来……厄运随时都可能他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惶惶不可终日……绝望已经到了极限……只有一个希望在心中扩张着:地球尽快爆炸,让制造罪恶的人和被罪恶毒害的人全部同归于尽”。当时大字报由90张型纸组成,长度竟然近100米。他们在大字报上留下的地址是贵阳八角路一号。此后黄翔接二连三到北京高校演讲,他的政治情结是如此的强烈。极强的革命后遗症和过于膨胀的自我意识和占位冲动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这些诗人和诗歌,“啊中国,我看见你站起来了,在民主墙上。/ 你在这儿站着大声疾呼,大声发言。/ 你手里提着油印机的滚筒,/ 或者一张刚油印好的诗篇,/ 身上沾满了蓝色的黑色的油墨。/ 你被无数的人包围着,是的,/ 无数的人,越来越多的人,/ 男人们,女人们,老人们,孩子们”(黄翔:《民主墙颂》)。

4

   当黄翔1978年第二次到北京时几乎完全成了政治运动的重演。

他在广场上高呼“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每一次来北京黄翔等人有两件事必须做,一是吃烤鸭,一是到天安门前合影。而当时身居北京的北岛对外省诗人和刊物的评价显然更具准确性和预见性,“《启蒙》在北京的效果并不理想。批《启蒙》的大字报姑且不谈,在一些有思想的年青人也反响不大。我和我的朋友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内容过于空乏,而且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高,这样容易失去群众”。值得注意的是黄翔和李家华因为分歧而导致“启蒙社”分裂。1979年3月李家华等人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和北京大学宣布成立“解冻社”。李家华等一行人离开北京后又一路在南京、上海、杭州、贵阳等地宣传“解冻社”。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和上海等地也都有民主墙,一般设在广场上,比如上海的人民广场民主墙、重庆解放碑附近的民主墙。李家华和汪印风于4月5日早上在重庆被捕,关押于原来的中美合作所,后又转押至贵阳的豺狗湾看守所。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和“地下”刊物活动是短暂的。1979年3月《探索》发表魏京生的文章《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使得这场民主运动很快因为政治风向的变化而戛然结束。

北京已经成为黄翔等西南“边地”诗人心目中的一个高大的舞台。这给那个时代包括黄翔在内的“外省”诗人制造了运动和诗歌的双重幻觉——只有北京才是唯一的展示中心。而这种核心所带来的影响和力量确实可以从黄翔当年进京时的轰动场面中得以印证:

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卷成筒状,如炮筒,如沉默的炸药,如窥视天宇的火箭,我抱着它上了火车、扛着它进了北京城。……墙上出现了一把我自画的火炬。接着,两个箩筐那么大的字“启蒙”赫然显现。接着,是我亲自奋笔疾书的《火神交响诗》……街上的交通马上被堵塞。我应群众的要求即兴朗诵。在手挽手地围住我、保护我的人群中,我只有一个感觉:一个伟大的古老的民族的肌肉正在我周围重新凝聚。我第一个人点了这第一把火。我深信,我一个并不为世界知晓的诗人,在北京街头的狂热的即兴朗诵,远胜于当年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朗诵于民族广场。

北京,这个政治和文化、文学的中心在60到80年代不仅吸引着来自西南的像黄翔这样的“边地”诗人,同样出身北京的诗人对北京、天安门广场、西单民主墙以及各个高校所怀有的那种冲动也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换言之,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北京作为北方乃至全国诗歌的中心召唤着南方和北方的诗人来到这里“朝拜”。当然,身在北京的北岛、芒克等诗人照之边缘的其他省份的诗人还是天然获得了一种地理、文化和心理上的优势。同时北京的这种中心位置不能不受到“外省”诗人的妒忌甚至不满。加之像黄翔这样的过于自我膨胀的诗人,即使像北岛这样冷静、平和、客观的诗人也不能不对黄翔这样的南方诗人敬而远之。1983年,北岛等人曾到贵州遵义参加一个诗会,途径贵阳时北岛却没有和黄翔联系,这使黄翔大为恼火。而去北京时黄翔则联系一切可能联系的诗人,时在《新观察》工作的北岛因为工作原因耽搁了与黄翔的见面。结果黄翔居然找到《新观察》杂志社并当面质问北岛。黄翔曾在1986年“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热潮中带着刚刚炮制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再次来到北京。这次黄翔、哑默等人同样野心勃勃,“诗歌天体星团将以野公牛和野母牛的方式瞪视和骚乱‘小视’自己的新旧‘绅士诗坛’,将以飓风嗥叫水面的姿势荡涤一切精神界的浮渣泡沫。泡沫消失,渣滓荡尽,水底原岩方始微露水面”,“一切制造‘诗歌’和‘理论’的‘小炉匠’滚开!一切空头‘理论’与诗创造不相契合者滚开”。黄翔企图在北京再次引爆诗歌,他先后在北大、人大、北师大、中央工艺美院和鲁迅文学院等地举行诗歌朗诵和即兴演讲。但包括北大那次,黄翔等人的活动多被叫停。黄翔也因为扰乱社会治安以及“引动学潮”而再次入狱。至此,“启蒙”和“天体星团”宣告结束。

文革期间钱理群在贵州安顺师范教书,其时住在娄家湾水库附近的一个小房子里。一个偶然的机会钱理群与张嘉谚相识并开始读书和交流活动。1980年10月,张嘉谚在贵州大学主编民刊《崛起的一代》。第一期即发表针对艾青和周良沛等“大诗人”的批判文章,刊物后来被禁。而远在西南僻壤的青年诗人对艾青等成名诗人的不满也似乎暗示了一个年轻诗人时代的到来,“当艾青摆出权威的架势,蔑视无权无势的年轻人的挑战,并企图利用政治的力量将其扼杀时,他就已经宣告了自己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诗人的死亡,艾青的诗歌创作就是由此走下坡路的,这绝非偶然”

那么多的外省诗人对北京的印象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这里才是中国诗歌的核心。而当他们怀着莫大的期待和热情来到这个巨大的广场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却是极大的反差,冷漠还有深深的失落。1980年代中期“非非”主将杨黎出川北上,“在北上的火车上,‘非非’的杨黎,激动地估算着迎接场面,当走出‘四点零八分’的车站时,却没看见一个欢迎者”。1993年秋天,黄翔从美国回到贵阳后在一次饭桌上无奈地抱怨道“我们生不逢时,一切都被北京那几个占光了,真是早叫的公鸡,晚到的宾客。”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