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八 作者:霍俊明

发表时间:2018-04-10 16:44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八 作者:霍俊明
发布时间:2015.05.19  查看:43

西昌:“非非”策略与语言“反动”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八


霍俊明

与“莽汉”诗人的诗歌和行动的双重暴动和反叛相比,“非非”则更大程度上是诗歌理论自身的“暴动”、文化策略与语言“反动”。

1.

“非非”的出现多少有些像1916年的苏黎世。在一个叫伏尔泰的餐馆里一群喝醉酒的先锋艺术青年宣告成立“达达主义”。“达达”的秩序等于无秩序、自我等于无自我、肯定等于否定的言论与“非非”的“消解-抵达”的“前文化”一样充满了自相矛盾和自我抵消。尽管“非非主义”的理论有诸多偏颇和时代局限,但是其价值也是难以低估的,“客观而论,非非主义作为一个分布很广的团体,作为一个观念纷繁复杂的诗歌学术组织,一个颠倒男女关系的别动队,一个进行超语义实验的诗歌的摇滚乐团,其影响,是自‘今天派’以来最大的,它超过了‘整体主义’,‘莽汉主义’以及所有第三代层出不穷的流派与团体。” 尽管钟鸣的说法有些过于绝对,但还是部分说出了“非非”的意义和影响。而同为四川诗人的欧阳江河则认为“非非”的文本资源主要来自于红卫兵运动、毛泽东的政治模式和法国新小说派。这显然更有些不顾事实。

我曾经看到过“非非”诗人们制作的一个名为《非非主义的影响和传播》的世界地图(比例尺为1:10000000)。这份地图以西昌为核心向世界各地辐射开来。这让我不由得想到的是当年成吉思汗踏遍欧亚大陆的铁骑。这份地图显示,“非非主义”已经传播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德国、法国、瑞典、韩国等几十个国家。

而为什么距离成都800多公里的四川西南方向的更为偏僻和闭塞的西昌(古称建昌)产生了“非非”这样一个特殊的诗歌群体?陈仲义、高尔泰和周国平等学者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疑问和不解。我们当然可以从地缘文化和特殊的地方性知识的层面予以考察,例如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为横断山脉的奇特地貌和粗犷民风,有的则认为是邛海泸山对人心的陶冶熏染。而“非非”的见证者之一周伦佑的妻子周亚琴曾经针对以上种种推测做出了另一番回答。她认为西昌特有的地貌特征、晴朗天气和不同于成都的方言、民俗文化对西昌的诗人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我看来需要强调的一点则是这一诗歌群体甚至诗歌流派的产生离不开几个“强力诗人”的重要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周伦佑和周伦佐兄弟在文革时期的读书活动和诗歌沙龙。这种反叛性的先锋诗歌的写作实践和最初的理论倡导为80年代中期“非非”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2.

1971年到1977年间,周伦佑兄弟以及母亲租住在西昌玉碧巷4号的阁楼上。

当时周伦佑偏重文学,而周伦佐则偏好哲学,二人之间形成了奇妙的互补。文革时期围绕着周氏兄弟逐渐形成了一个文艺圈子,主要成员有陈守容、王世刚(蓝马,西昌大营农场知青)、周亚琴(西昌医院医生)、欧阳黎海(西昌大营农场知青)、刘建森(西昌大营农场知青)、王宁(西昌印刷学校学生)、黄果天(西昌川兴公社知青)、黄天华、林喻生、白康宁、田晋川、段国慎、胥兴和、冯月如、毛彪等。王世刚当时是西昌大营农场的下乡知青,他和刘建森一起通过周伦佐而结识周伦佑。思想激进的冯月如和毛彪曾想去缅甸参加游击队,二人在1976年先后被捕入狱。欧阳黎海(文革中为西昌大营农场知青)则于1982年自杀身亡。由于地处偏僻且交流空间有限,当时周伦佑等人读到的诗歌主要有《冯至诗文选集》、《闻一多诗文选集》、《拜伦诗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国新诗选》(臧克家编选)、《马雅可夫斯基选集》、《阿拉贡诗选》、《阿尔贝蒂诗选》等。文革时周伦佑一家制药厂当锅炉工,业余时间除读书、学音乐外还喜欢玩蟋蟀。一次单位组织看“革命样板戏”,周伦佑因为随口说了一句“样板戏还不如斗蟋蟀好看”被单位“厂内点名批判”。当时在西昌的知青圈子中流传较广的有两首诗。其中一首叫《知妹》,“嫩白脸蛋 / 肩披长辫 / 行走如飞 / 快马加鞭”。另一首则是仿毛泽东十六字令形式的《苦》:“苦 / 清水萝卜乳豆腐 / 时间迫 / 三餐一顿煮; // 无菜去跳丰收舞 / 偷只鸡 / 闭门悄悄煮; // 屋角找遍烟屁股 / 得翻身 / 牡丹当粪土”。从1969年开始周伦佑的写作就带有了明显的反叛色彩和“异端”精神。1972年的一个傍晚,为了躲避全城搜查周伦佑和周伦佐在玉碧巷四号院的后院的一棵高大的皂角树下焚烧二人的手稿和日记。不知何故周伦佑突然有些后悔,他急忙从火中抢出了自己的手抄诗集。这次被焚烧的包括周伦佐的两部中篇小说《旧青春的祭礼》、《新青春的沉默》和长篇电影剧本《梅花宝石》,还有兄弟两个的几本日记。那个渐渐冷下来的傍晚,院子里破瓷盆下是顷刻间化为灰烬的文字。这场禁忌时代的大火也成了那一年代诗人的青春挽歌和追悼仪式,“哦,有哪一个时代,青春遭遇过这样的命运 / 在哪一个国家,青年一代感受过我们的痛苦 / 灵魂被窒息,呼吸被约束 / 睡梦中飘过一丝笑影也会带来恐怖 / 我们渴望知识,翻开书本尽是空洞的口号 / 我们寻求真理,得到的却是谎言和谬误”,“没有诗歌,没有音乐,没有书读 / 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同情,没有人照顾 / 操心不完的家务啊:油、盐、柴、米、自留地 / 最经常的营养,是半瓢清水煮萝卜 / 我们也有幸福啊,每天傍晚跨进自己的小屋 / 躲进被窝,用手电照着读一本手抄的书 / 我们也有爱情呀,恋爱的方式却很特殊 / 恋人在一起,最深情的话语是抱头痛哭…… // 多少个纯洁的灵魂被迫涂上偏见的油污 / 多少个天真的青年被‘改造’成社会动物 / 悄悄的,忧郁的蜘蛛爬到我们头脑里织网 / 渐渐的,怀疑的蛀虫钻进我们心中寄宿 / 一次次教训,使我们变得阴沉、麻木 / 呆滞的目光时时蒙着一层冷漠的迷雾 / 皮鞭下,我们的性格变得沉默、含蓄 / 习惯于孤独中沉思,也染上了几分世故 / 艰苦的环境,克服了我们青春的狂热与轻浮 / 残酷的现实,启发了我们思想的广度与深度”。

1973年在西昌古城,周伦佑和周伦佐留下一张照片。二人比肩而立,意气风发。而不久之后,周伦佐因为一篇名为《疑问》的文章而被捕入狱。为了防止抄家周伦佑将兄弟俩的手稿和日记托马道公社的一个名叫王建的女知青那里保管了一段时间。因此,周伦佑也被隔离审。极富戏剧性的是几个月之后周伦佑隔离审查解除后,他去那位女知青所在的生产队拿寄存的文稿时她早已不辞而别。更为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位女知青曾经住过的那间草房已改做生产队的牛圈。周伦佑竟然在牛粪和稻草中找出了十分之一左右的文稿(其中包括两个硬皮日记本上的诗和周伦佐的几封信),其余大部分文稿则被牛蹄践踏踩碎混合在牛粪当中。这一时期周伦佑写下大量的批判现实和质疑性的诗歌,这些诗作在圈子中秘密传抄和朗诵。1970年元旦周伦佑写下《日记》:“日记是心灵的镜子/ 能照出内心的真实 / 镜中,我和自己对话 / 镜中,我和自己对质 // 对话,揭下虚伪的面纱 / 对质,审判自己的过失 / 镜子能照出心上的灰尘 / 不清洗,会影响灵魂的正直 // 日记里有朦胧的憧憬 / 日记里有痛苦的反思 / 日记里有恋人的顾盼 / 日记里有不懈的坚持 // 日记是心灵的镜子 / 能照出内心的真实 / 魔鬼在镜子里就是魔鬼 / 天使在镜子里就是天使”。为了防止被追查和迫害周伦佑手抄本诗集上没有署自己的真名,而是标明“这是一位死者的遗稿”。通过周伦佑假托作者的举动我们不仅能够看出当时文学生态的扭曲和禁锢,而且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道出了那一时代青年人墓志铭般的内心——“用牙膏皮做成的笔杂乱地写在几厚本马、恩全集的行间和边页上的。因为用的是速记法,便骗过了监狱看守。几经周折,最后才到了我的手里。遵照死者的遗愿,把它整理出来。此刻,心情是沉重的。死者是我的朋友和精神上的导师,死时很年轻,还不到二十三岁。因为不幸的家庭,幼年失学,早年过着贫困的生活,靠着自学,学会了读书写字。从流犯的祖辈和瘐死的父亲那里,他继承了叛逆的本能;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山民的粗野气质。他象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有热情,有理想,有苦闷,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也象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成名成家的诱惑曾使他几入岐途,廉价的荣誉也曾使他动过心。但是,他很快抛弃了这些。他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一旦认准了方向,他就一直走下去——直到倒在刑场。” 周伦佑这篇写于1973923日的假托性文字不仅在“瞒天过海”中带有强烈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还显现出某种程度上“诗歌烈士”在周伦佑一代叛逆青年那里的高大位置。周伦佑虚构了这位诗歌“烈士”走上刑场的惨烈情形,而这虚构的一幕竟然带有“预言性”的与后来张志新的命运如此惊人地相似——“枪杀他那天,我见到他最后一面:胸前挂着一块纸做的大黑牌,上面写着打了红叉的‘现行反革命犯’几个大字。粗大的绳索反绑着双手,由于久日不见阳光,脸色显得异常的苍白,但神情依然镇静如故。围观的人很多,大都表现得麻木不仁,只有那些血液没有凝固变冷的青年,感到一些震动,不时从胸中发出几声叹息。在押赴刑场时,他在人群中发现了我,脸上顿时露出他那特有的甜美的笑容。他张开嘴,动了动嘴唇,但是没有声音。走过了,他又转过身来对我点了点头——这该是他最后的告别词吧!后来我才听说:在监狱里宣布了他的死刑判决后,因为怕他第二天在刑场上发表蛊惑人心的‘反动’言论,刽子手们便依据惯例,将一根细铁丝穿过他的舌头……就这样,在他被枪杀的前夜,刽子手便用最残忍的手段,迫使他沉默,窒息了他的声音。这说明他们的神经是何等的脆弱!这正是他们的统治必然要崩溃的朕兆。” 虚构的历史竟然抵达了历史最为真实又最为残酷的内核!197544日清明节前一天,张志新(19301975)被押至沈阳郊外大口刑场执行枪决。临刑前她被割断了喉管——“我看见她最后穿的那件囚服,号码很大,像一件男人的衣服,领于、前胸泅湿一大片,全是血迹。还有行刑前的一张照片:她跪在地上,五花大绑,面容扭曲,脖子上挂着一块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牌子。当时我飞快地用炭笔素描下来,她的喉管当时已经被割断,脸扭曲得根本没了人形。后来画的时候做了些处理,不像照片那么惨烈。 1976年周伦佑和欧阳黎海都在西昌农专工作。文革时期周伦佑等人企图创办一份油印刊物《钟声》,但最终因种种原因而放弃,“但从这里已可看到十年以后诞生的《非非》杂志的雏形”(周亚琴语)。作为这一文学圈子中少有的女性成员,周亚琴在单位里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准敌人”,因为她不仅穿着喜好与众不同,而且还与单位的一些“右派”有交往。1976年的“四·五”运动发生后远在西昌的周伦佑在激动而悲愤的心情下完成了《民主死了,民主万岁》一诗,“有谁的逝去引起过我们这样深切的悲痛? / 还有谁,能赢得人民这样多的眼泪?/ 我们哀悼他,就是哀悼那多难的民主啊,/ 他死了,倒塌了民主的最后一座堡垒!/ 多少年来,他用高大的身躯庇护着人民的利益,/ 今天他死了,再没有人为我们举起正义的手臂…… / 没有水晶棺,也没有雄伟的陵墓,/ 在千万人心里却矗立着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 ——哦,民主,民主死了,民主万岁!周亚琴连夜将这首诗抄成大字报并准备秘密带往北京到天安门张贴。当周伦佑和周亚琴等人准备出发前突然从收音机中听到运动被镇压的消息。这次行动只能胎死腹中。如果没有那台收音机,那么作为“外省”诗人最早到天安门张贴诗歌大字报的就有可能是周伦佑等人,而不是黄翔等人。但巧合的是二者都身处西南边地,为什么偏偏是遥远的西南边地较之其他地方要更为敏感和尖锐呢?因为周伦佑的那些诗歌极具挑战性和反抗性,所以他们不得不四处藏匿诗稿。当时周伦佑和周亚琴暂住在西昌农专图书馆的楼上,他们将诗稿藏在年久失修的地板下。而1976年的一个深夜,周伦佑和周亚琴藏匿诗稿和日记的秘密行动今天看来简直就像当年的地下党,“我用一张毛巾和一些旧布缝了两个布袋,把伦佑的诗稿、日记和我的日记装好,并把口子用针线缝紧,在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我们将一张手巾蒙在手电筒上(这样手电筒的光就不会显得太亮而引人注意),我们十分紧张的打着手电筒,把楼梯下面的楼板撬开一块,然后把诗稿放进去,再把撬开的楼板照原样钉好,我们不敢用钉锤,怕别人听见声音,只能用一块木板轻轻的敲打。” 此后几年周伦佑都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守着一座冰山 / 我一口一口 / 吞食着冷漠的冰”(《我守着一座冰山》)。当这些诗稿后来被取出来时,尽管有布袋装着但是有些已经发潮变霉,有的则被老鼠咬啮过。幸运的是,周伦佑的诗集《青春的挽歌》和长诗《刺刀与玫瑰》1973年10月3日初稿,10月31日二稿改定于西昌医院外科病房以及一些日记幸免于难。在文革结束后周伦佑却因“恶毒攻击毛主席”的罪名而被隔离审查。随着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的到来,周伦佑等人的文学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1983年周伦佑被借调到《星星》诗刊担任见习编辑期间与成都的诗人廖亦武、黎正光和杨黎等有了深入交往。1984到1985年间周伦佑在西昌工人文化宫和西南师范大学以及成都、武汉等多所高校举办的数场诗歌讲座爆满的盛况成为那一时代急需思想启蒙一代人的绝好证明。而在这些讲座上周伦佑的诗学思想逐渐成熟,这成为“非非”理论的重要基础。当时周伦佑提出了象征的三个层次(比喻想象、象征想象和直觉想象)、超越“三个现实”(超越心理现实、社会现实和三维空间现实)以及“三逃避”(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语法)的方法。这些相关的讲座内容后来周伦佑将之整理为影响巨大的文论《非非主义诗歌方法》当中。

3.

1986年,周伦佑、蓝马等诗人在南昌小城路边的一个极其普通的火锅店里激烈地讨论着一个后来在诗歌史上留下的一个强大诗学观念“非非”,而“非非”也成为整个80年代延续时间最长的诗歌流派。

1986年5月17日在由西昌开往成都的火车上周伦佑和蓝马激动地交换阅读了双方的文章。周伦佑的长篇文论是《非非:当代艺术启示录》(刊发时更名为《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蓝马的文章标题为《前文化主义》。周伦佑觉得“前文化主义”这种提法有些不妥,在周伦佑的反复劝说下蓝马同意将文章更名为《前文化导言》。而“非非”诞生前二人在火车上的小小争论在周伦佑看来为日后“非非”内部的矛盾种下了前因。《非非》在成都创刊时,周伦佑、杨黎、蓝马、尚仲敏和敬晓东在郊外的一条河边合影留念。而四川诗人容易闹分裂的性格在“非非”这里也有鲜明体现。在“非非”成立过程中,经杨黎的坚持和万夏的再三要求,万夏加盟“非非”。1986年5月29日夜里周伦佑和蓝马由成都乘火车返回西昌,但是6月3日到9日这几天在周伦佑看来简直成了“非非”的灾难——“在成都的非非主义成员杨黎、敬晓东在万夏的策动下,瞒着周伦佑和蓝马,对正在排版过程中的《非非》创刊号作了违反《非非》初衷,并足以毁掉《非非》创刊号和整个非非主义的内文大变动!他们不仅把整本《非非》创刊号的内文版面改得乱七八糟,无法辨认,而且在正文的一前一后(封二和封三)加上了两篇反对非非主义的文章和谈话!” 而按照杨黎的说法万夏还企图把周伦佑的主编也换掉。周伦佑对此不能不大为恼火!在赶往成都的银河印刷厂制止了杨黎等人的“政变”后,他对杨黎说“我允许每一个和我共事的朋友背叛我三次。加上‘诗协政变’和这一次,你已经背叛我两次了”。而办《非非》的周伦佑出资的600元印书款以及外地作者寄来的助刊费800多元竟然被杨黎抽烟、喝酒全部花光。即使如此,历经磨难和戏剧性命运的《非非》创刊号面世时,开篇的诗作仍然是杨黎的《冷风景》。而“非非”此后能够长时间地延续下来与周伦佑本人的胸襟不无关系。

周伦佑在《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的开篇就引用了乔治· 桑塔亚那的话——“在艺术中异端便是正统”。而至于他们所倡导的“语言还原”、“感觉还原”和“意识还原”以及“逃避知识”、“逃避思想”和“逃避意义”则表达了当时特有的诗歌理想和破坏、重建的冲动与诗歌情绪,但是这一切实践起来却是十分艰难的。“莽汉”诗歌具有历史和美学的双重意义和价值,但是“莽汉”诗歌以及在文化和语言立场更为“过火”的“非非”显然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和“个人化”写作。在言说方式上他们企图从象征、隐喻系统回到“原初”的语言方式并恢复诗歌的日常性。当然这仅限于一部分“第三代”诗人的写作倾向(如“莽汉”和“他们”),而另一些诗人仍然在“朦胧诗”的话语体系下写着“寻根诗”和“历史诗”。在80年代的先锋诗歌运动中理论阐释得最为充分和最具系统感的非“非非”莫属,甚至非非主义的理论建构极其宏大驳杂。当我们翻开“非非主义”的词典,我们迎面遇到的就是前非非主义、后非非主义、非非感、非非意识、非非状态、非非价值、非非方式、非非描述、非非结构、非非还原、非非理论、非非语言、非非语境、非价值对立、非抽象、非崇高、非修辞、非确定等等。这一切让足以诗歌理论家和诗人们眼花缭乱,而吊诡的是理论越为多极和宏大也就容易导致诗歌实践的难度甚至会走向理论建设意义上的自我消解。在非非主义中另一个关键词和方法是“变构”,他们强调的是变构诗学、价值变构、艺术变构、语言变构、修辞变构、观念变构、方法变构、风格变构、形式变构、递进式变构、逆向式变构、移置式变构、偏移式变构、综合式变构、还原式变构。而当这些理论进入到写作实践当中的时候,这些诗人能够承担得起吗?

4.

“非非”的主将杨黎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充满挑衅和好斗。杨黎在更为极端的意义上呈现了西南诗人性格中极端的一面。几年前杨黎在北京参与制造的一系列诗歌事件令人生厌,比如支持“梨花体”赵丽华的“第三极”的裸体朗诵、无疾而终的诗歌手稿拍卖以及“自我囚禁”却几天之后即翻窗逃跑。此时的杨黎离诗歌越来越远。而80年代的杨黎,与诗歌发生关系的杨黎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的。这从他当年的诗歌履历中可以有所体现。这个六岁对女性产生极度兴趣,十二岁开始喜欢文学,十五岁与同学成立诗社,十八岁刚刚成年即与人同居并在银行干部学校与王镜炮制民刊《鼠疫》,二十岁开始处漫游,二十四岁围绕“非非”进行活动并成为主将,一年后随李亚伟、蓝马、吉木狼格等人去海南同年与小安结婚。此后仍然是全国出走、创办公司、开酒吧、找女人“打炮”。杨黎的《街景——“献给阿兰·罗布-格里叶”》、《高处》、《中午》、《怪客》、《旅途》、《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等诗歌看起来是建立于阅读基础上对法国“新小说”的主将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仿写。而更准确地讲杨黎实际上是与李亚伟的“莽汉”的口语一脉将客观、冷静和中性的叙述发挥到了当时的高度。实际上包括普鲁斯特、纪德、萨特、罗马尔、保尔·瓦雷里和安德烈·布勒东等人都对自己所处时代和传统的小说的惯用手法进行过谴责和评判。在此意义上继存在主义之后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小说”确实在传统小说之外拓宽了小说的文体形式。一般意义上法国的“新小说”指涉50年代初崭露头角的位作家娜塔丽·萨洛特、阿兰·罗布-格里耶、西蒙和布托尔。而作为文学史概念“新小说派”却迟至1971年才出现。需要注意的是“新小说”作家尽管在一般文学史和各种研究中反复出现的是娜塔丽·萨洛特,阿兰·罗布-格里耶等人,但是其他的如克洛德·奥利埃、罗贝尔·潘热、让·里卡尔杜、玛格丽特·杜拉斯和萨缪尔·贝克特等都是重要的“新小说”作家,但因为玛格丽特·杜拉斯和萨缪尔·贝克特等拒绝参加1971年的讨论会而没有进入“新小说”家的名单。客观地讲与其说“新小说”是一种理论毋宁说其是一种探索,是对西方文学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巴尔扎克等人形成的以道德论为目的以认识论为手段的艺术本体论的反拨。正是不存在一种纯正的、超级的摆脱一切意识形态和权力作用的元语言,所以只能从语言内部入手进行改造也就成了“新小说”的一个重要途径。格里耶在他的小说叙述中充分展示了一个摄影师和测量师一样的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无论何时何地,罗伯-葛利叶都在测量着、计算着,非常精确:从阳台的面积到上的餐具套数,从香蕉树上香蕉的个数到从地上捡起的绳子的长度,从旅馆后面的几何形花园到旅馆内的罗可可式装饰艺术,等等”杨黎在诗歌领域延续了这种探索和挑战。当年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将现代的审美接受分为否定性的审美接受样式和间接肯定性的审美接受样式,而杨黎等“非非”诗人的写作恰恰就是姚斯所说的这种否定性审美接受样式。即这些诗人的作品具有破坏读者既有的阅读模式、接受模式并消除阅读的审美愉悦,拒绝一般性交流从而在暗中破坏了审美经验的形成杨黎写于80年代初的《街景》是先锋诗歌较早的“客观化”抒情方式的探索之作。深有意味的是这首诗的副标题就是“献给阿兰·罗布-格里叶”的,“这条街远离城市中心 / 在黑夜降临时 / 这街上异常宁静 // 这儿是冬天 / 正在飘雪 // 这条街很长 / 街两边整整齐齐地栽着 / 法国梧桐(夏天的时候 / 梧桐树叶将整条街 / 全部遮了) / 这儿是冬天 / 梧桐树叶 / 早就掉了 // 街口是一块较大的空地 / 除了两个垃圾箱外 / 什么也没有”。这正如后来杨黎自己所说是对以往诗歌语言和修辞方式的否定。而在周伦佑看来杨黎自始至终是一个拙劣的模仿性写作者。在“非非”中除了杨黎之外,余刚也受到了法国“新小说”的影响。余刚在这一时期模仿阿兰·罗布-格里耶的小说写出了诗作《海滨》和《照相现实主义者和形式主义的死亡》。而“非非”后期则从最初的语言实验转向了语言游戏,比如余刚根据《英汉词典》写出了极端文字游戏意义上的《东西》。就“非非”的语言意识而言,无论是杨黎等人的“口语实验”还是周伦佑的“清理语言”以及蓝马的“取消语言”都呈现了那一时代的先锋诗歌强烈的语言策略。

需要注意的是以杨黎为代表的所谓“客观化”和“中性化”写作也绝非是纯粹客观的写作。只要是作为主体的人不管其如何尽量避免主观感情和道德认知对所写事物的介入最终都带有情感因素。区别只是在于情感的程度和体现方式。尤其是当作家运用语言时,语言作为长期的传统、文化甚至政治的产物其蕴含的道德意识和固化观念又如何能完全避免呢?那么在这一点上考量“非非”,显然其极端的试图颠覆语言、清洗文化和意识的“还原”的努力只能是当时80年代先锋诗歌精神的一种极端体现而已。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诗歌实践上“非非”都有着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这从当时有着重要影响的“前文化理论家”蓝马操刀的“非非主义宣言”能够得到“自我矛盾”式的验证——“一个点是非非,一个面是非非,一种滋味还是非非,天也是非非,地也是非非,一个月亮非非,两个月亮更非非,而宝石特别非非,不过桃子也同样非非……一切皆非非,直觉亦非非”。一定程度上“非非”进行了自我消解和自我颠覆。当然不可否定的是以周伦佑和杨黎为代表的“非非”诗人的文本实践还是具有实验性、创造性和启示性的,比如何小竹写于1985年的《葬仪上看见红公鸡的安》、《牌局》、《大红袍》等。说到何小竹一般研究者都把他视为“非非”的代表诗人和重要参与者,但是周伦佑却认为何小竹与非非主义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而“非非”这种极端意义上的诗歌精神、语言意识和文化策略正是当时以四川为首的“第三代”人提供给当代诗歌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当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作者情感叙述的口语方式也导源了后来一些诗歌写作者的日常化和口语化倾向的泛滥。

“他们”的主将韩东有一首诗《甲乙》与杨黎的诗歌以及“新小说”传统属于同一个话语谱系:“甲乙二人分别从床的两边下床 / 甲在系鞋带。背对着他的乙也在系鞋带 / 甲的前面是一扇窗户,因此他看见了街景 / 和一根横过来的树枝。树身被墙挡住了 / 因此他只好从刚要被挡住的地方往回看 / 树枝,越来越细,直到末梢 / 离另一边的墙,还有好大一截 / 空着,什么也没有,没有树枝、街景 / 也许仅仅是天空。甲再(第二次)往回看 / 头向左移了五厘米,或向前 / 也移了五厘米,或向左的同时也向前 / 不止五厘米,总之是为了看得更多 / 更多的树枝,更少的空白。左眼比右眼 / 看得更多。它们之间的距离是三厘米 / 但多看见的树枝都不止三厘米 / 他(甲)以这样的差距再看街景 / 闭上左眼,然后闭上右眼睁开左眼 / 然后再闭上左眼。到目前为止两只眼睛 / 都已闭上。甲什么也不看。甲系鞋带的时候 / 不用看,不用看自己的脚,先左后右 / 两只都已系好了。四岁时就已学会 / 五岁受到表扬,六岁已很熟练 / 这是甲七岁以后的某一天,三十岁的某一天或 / 六十岁的某一天,他仍能弯腰系自己的鞋带 / 只是把乙忽略得太久了。这是我们 /(首先是作者)与甲一起犯下的错误 / 她(乙)从另一边下床,面对一只碗柜 / 隔着玻璃或纱窗看见了甲所没有看见的餐具 / 为叙述的完整起见还必须指出 / 当乙系好鞋带起立,流下了本属于甲的精液。” 韩东的这种尽量客观化和陈述式的“呈现式”写作方式让我想到的则是格里耶在《嫉妒》中对橡胶树林的极端化的“精确”与“客观”描写,“左起第二排树,要是在一个矩形中的话,应该有二十二株(因为植株之间是梅花点阵的排列方式)。如果是在一个规则的梯形中,也同样会是二十二株,因为梯形两腰所造成的形变在这么近的距离内还仅仅是勉强能辨认出来。这里的第二排树事实上的确是二十二株。可是,到了第三排就不是像矩形中那样恢复为二十三株,而仍然停留在二十二株”。而先锋小说中的这种客观化叙事则要迟至1988年。该年格非完成了他饱受争议也颇受关注的先锋小说《褐色鸟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描写是:“她的栗树色靴子交错斜提膝部微曲双腿棕色——咖啡色裤管的皱褶成沟状圆润的力从臀部下移使皱褶复原腰部浅红色——浅黄色的凹陷和胯部成锐角背部石榴红色的墙成板块状向左向右微斜身体处于舞蹈和僵直之间笨拙而又有弹性地起伏颠簸。 而更为具有意味的是这段话在文中重复了两次。

5.

1988312日周伦佑辞去西昌农业专科学校的公职而全身心投入到“非非”当中。198847日西昌农专做出批复:“校内各单位:校党委研究决定:同意周伦佑同志要求从1988312日起辞去公职的申请。特此通知”。而这份批复最下面的一行备注文字意味深长:“报:省委宣传部,凉山州委宣传部、公安处。”之后,西昌农专还给周伦佑办理了四川省人事局印制的科技和管理人员的《辞职证书》。19888月,廖亦武在成都进行“统一川军”排斥周伦佑和“分裂”非非主义的活动。

19898月周伦佑因病到西昌仙人洞闭关修炼,自此“非非”进入所谓的以红色写作和体制外写作为中心的后非非写作转型期。尽管周伦佑认为1989年之后的“非非”仍在延续着先锋立场和“体制外写作”的姿态,但是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作为流派的非非主义已经在这一年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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