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诗的肖像》(二)  作者:钟鸣

发表时间:2018-09-11 15:56



钟 鸣,诗人,随笔作家。1953年12月出生于四川成都,1998年成为自由作家。曾先后创办民刊《次生林》《象罔》。出版有随笔集《城堡的寓言》《畜界,人界》《徒步者随录》《旁观者》(三卷本)、《涂鸦手记》,批评文集《窄门》,诗集《中国杂技,硬椅子》《垓下诵史》。1992年短诗《凤兮》获台湾《联合报》第十四届新诗奖。1995年作品入德国荷尔德林基金会所出德文版《中国杂技,硬椅子:四川五君诗选》。




钟 鸣

4

在乖戾奔逐的诗人中,能看到一个人突围,或至少希望着突围,那是我们的幸运,就像在一群摇摇摆摆的鸭子公爵当中,看到一个正常的公民。她或许会受点伤,但却并不以此鹤立鸡群,除非真正高出一头,虽然,无事生非者,像对其祖先形夭似的,喜欢用斧头枭首,削头皮,而砍下的却是头屑,正好是我们无用的部分。

说出个人的预感吧,令人羞愧,因为我们每个人也是这瞎子摸象中的一个,摸到耳朵,说是木鱼,摸到獠牙,说是反叛、女权,扑空后便说是黑暗呀,勇往直前呀,听到噗嗤打响鼻,就沾到雷公自觉的鼾声上去……弄得大象只想一逃了之,——最后,却悟到不逃的好处,因为“你想要孤身的逃,就会有刺客来到(《孤身的逃》)我说过,“刺客”“虎贲之士”一类是男诗家最爱用的,到翟永明这里,便多少露出凶光。

若简单概括翟永明诗歌的心路演进,恐怕秘密也全在这“逃”与“不逃”的机括之间。谁让她一开始就写了“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这句诗呢。来了,就意味某种意义的体无完肤,落花流水,或破碗破摔,无论如何也就秘密地进入了一种范畴,而人又没有不在范畴中感到冲突和苦闷的,而且,这个“女人”肯定就是她,而她呢,又援用了另一个“她”:

麦克白夫人只需要长袖

长长的,甩出去又可拉回来的

那种戏剧中又叫“水袖”

但,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本谊,安排的逃跑和内心的负疚,“美即丑来丑即美”,是不停地“洗手”,或德·昆西发现的著名的“敲门”(反复出现在麦克白和夫人谋杀邓肯后,见《麦克白》第二幕第二场),被称作“神来之笔”。德·昆西称之为“直觉知识”。这里被移植到了汉语语境,英国的洗手秀变为戏曲秀,感觉上是处于两个时代,命运不同,但经过否定之否定后——亦如敲门之敲门,就像德·昆西说的单靠了理解力——“在你的理解力和你的心灵的任何其他机能发生抵触的时候,千万不要理会你的理解力。孤另另的理解力……最不可信赖的机能”——其结论,即便是“女性忠诚”的借口,却又返回“同质性”的问题:因为我们任何人都不能让“忠诚”成为谋杀的借口。由伦理的角度看,这首诗安排的从鬼门槛(传统戏上台之处)“逃跑”是失败的,事与愿违。因为,翟氏本也不是那个意思。

凡从自身出发而又援引“她者”,就是逃,就是分离,从单一化遁入纷繁,迷惑,一种双重身份(哈姆莱特似的),然后,或许再从这双重身份侥幸获得单纯性。这并非什么傀儡戏,而是生活的交流,简单的,复杂的逻辑交流。仿佛有点宿命,而命运的本义,却正是不为我们个人意志所转移,秘密的趣味也由此而诞生。关于这点,我已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暗示过小翟:有了秘密,只不过为了美丽些罢了。她的诗,从一开始到现在,似乎都在应和这点:“她秘密的一瞥使我精疲力竭。”作为抽象的理解,那是因为理解力在暗中发挥作用,而现实中,这个替身就是母性,较为本能的母爱,在她诗里几乎成了一种先验的东西。

这不由让我想起件往事来,我曾有篇随笔《风精》是为她写的,里面涉及到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她对翟氏和诸多女诗家的早期风格有极大的影响,翻译诗就是翻译声调语气,在里面,我引用了丽达的典故,试图加深普拉斯的戏剧性。她有首《冬树》Winter Trees也正好牵涉到丽达:

Full of wings,other worldliness.

In this,they are Ledas.

O mother of leaves and sweetness

Who are these pietas?

(充满翅膀,超脱凡世。

从这点看,她们是丽达。

哦,树叶与甘甜之母,

这些圣殇像是谁?)

这说明她从现实的角度思考过“丽达”的含义,这个典故,写的时候,其实只在普拉斯的层面才具有某种暗示性,至少,当时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神话中,变作天鹅的宙斯和丽达结合后孵了两个蛋:一个孵出了海伦,结果引起了那场著名的战争;另一个蛋孵出的是狄俄斯库里兄弟,即生与死,阳间和阴间,黑暗和光明的对称。

一般说来,这些主题都是诗人很容易捕捉的,但,就事物的悖谬之处而言,却大为不同。普拉斯那悲剧性的战争,发生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她父亲,生物教授,有纳粹倾向的养蜂人,继而是所爱的人,一个描述动物的诗人),她虽和休斯(Ted Hughes)曾结合,生有孩子,精神却不曾有结果。像海伦,本该以美再生,却带来毁灭,都非本来的心愿。这或许是天下所有对立物的宿命。于是风精便显得很可爱了,人生虽带有固有的悲剧,却无妨来去犹如一阵轻风,这是我的本谊。

张枣在德国读了这篇随笔后,曾写过一封信,谈及文章化用的典故与翟永明的暗合之处,记不得是指丽达呢,还是狄俄斯库里。他问我意识到没有。我得承认,除上面说的,其它我是没意识到的,可惜现在信也不见了。但我想,那也是一定循着小翟生活轨迹的。

那轨迹,用她自己的诗来描述,就是“隔世之眠宜深宜远”,她看见了自己的延续性,女人,不啻女人,十分萧条地落在深邃的人性之中,究其根源,竟开出血脉之花,无意间给了精神一种诠释。就像她所喜爱的巴希尼科夫(前苏联叛逃的舞蹈家)和弗里达·卡洛(墨西哥女画家),一切开始于某种质感,比如前者的舞姿,后者幻想的生育谱,然后,才有精神的蔓延和类比。这是她的方法,而这方法,竟给了我们一种断裂,传统的“保密写作”,及形容化的比喻宣布无效,过多的“思想”,或“理解力”成为疾病。这是她诗歌很明白的地方。与其病态地胡思乱想,还不如道出秘密,当然,现在看来,就公私而言,都是有所保留的,故她的句法短促,而且,变化莫测。有时,你很难分辨,究竟是她的理解力在起作用,还是前面说的“直觉知识”。

诗人或许都在寻找波德莱尔所说的那条“操纵我们的线”,那你就得找出操纵这线的魔鬼,或无影手,并解除它的魔咒。但并不是人人都很幸运,至少小翟是幸运或半幸运的,或许因为气质,或许因为自嘲,也或许因为近世泛滥的各种思想,也或许她没有用太多的理解力,而是用直觉知识,偏于常识。但,有一点还是看得出来,她在解除魔咒时没有二次使用魔法,而是用再通俗不过的形式,这都附着在她弥漫已久的主题之上。“母性”,一个永远的对话者,一道抹之不去的圣殇,或许,只有荒原上的女巫们才能碰到。她从肉身和灵魂两处使自己内省,警觉,尽管时而迟钝,但却能察觉。若她一直在内心保有两个母亲,那就还要交错呈现出双份的情绪,成为她写作永久的反环境。直到后来两性“战争”的话题尾随而至,有所转移、替补,才日渐疏朗,但两者牵动的情绪是一样的,都是关于世俗生活场景中原欲的位置。她代表多数人去换位,于是传统的“闺怨”,便转移到现代的视轴上,我们已经不再说“闺怨”了,而是说“变换性别”;也不再说“愤怒”了,而是说“被关闭的情绪”,或是更专业一点的“忒瑞西斯化”。Tiresias是个传说人物,集男人女人为一身,并在两者之间变化。T.S.艾略特在《荒原》中阐释了这新的身份和秘密。读读翟永明的诗看:“在我小小的更衣室/我变换性别。”这并非巧合,而是心灵变化使然,至于进步,尤其诗的经验,则意味着必由理解力的增强和平衡去寻芳踪。

5

那一年,那一年是惊诧,那一年是美术的混乱和跳蚤市场,行为艺术开始洗脚孵蛋,一群人裹白布,不裹的便坐进厕所涂凡士林沾苍蝇,一群人席卷橡皮的恐怖,不再有英雄主义,小册子的时代过去了,诗人被逼到屋角,发现自己并非是精神的乌托邦,也不是穷困的避难所,反倒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冲积层,既可悲又微不足道,于是,他们便在悲观主义的旧药里抽丝剥茧,然后,又蹦出些新的英雄,简化字或更简化的是什么呢——成功的程序,而非宥恕,自己逼作强人,遂有了变色龙,一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和适宜的外貌。

变色龙说变就变,但那一年,许多往事却被重提。我听到有人说“庚子年”,有人说“民生”……而更多人,运用讥讽的调调说解闷的话,反复折腾,只能产生无聊的情绪,就像资本论没完没了辨析的齿轮和润滑油,又能得出啥结论不欺负人呢?都得聚财取财,人之通性,守财奴说的可不是一个人。唯一先天不足的是,“国库这个词,在中世纪初叶是指王室财宝的贮存,要说取用方便,自然是皇室。休谟所言一国之繁荣于所有国家均有利益很模糊,所以,也未必可靠。而先锋派的不可靠,是因为它一直在要挟那些早已说清了的理论,重新激怒它,盘剥它,把它变成荒野中的语言图腾,然后,让人进入新的休眠。比如《非非》一派的“前逻辑”,或“前语言”。在一座大楼的电梯里,有“非非”的人给我解释,“非非”即“不是的不是”,那就是“是”啰。这肯定不是策动者周伦佑先生的本意。而“今天派”的那种句法和线性抒情,格言警句似的延展修辞法,其模棱两可的内涵,谁都用得上,所以,于新媒介的截断和分类,就语言介入的方式而论,很快便开始失效,模模糊糊给予人性一种调解后散了神。

关键是,它想通过回避调和冲突,但,很可惜,它所处的时代,仍然还是奥威尔说的,不是超脱的时代,而是党同伐异的时代。从狭义的文化地理看,它伴随“群众的反叛”,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从6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的群众反叛,概括力很强的口号和格言,极为管用,比如,它的“蓝色时期”(《今天》早期的封面颜色),并没有给予“红色”一种断裂,而是构成一种并置色,填满所有空间,直到边界线,每个字都有意义,都可达到这边界,所以,那一年也就到头了,——我是说,诗的忍耐力到头了,太阳神安装了新的反光板。马雅可夫斯基的“红诗人”也可以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

我和王小妮有几次擦肩而过。一次在本埠,那时,她还在北方,故为南下,和振开一起。虽她不是草创时期的《今天》元老,后起,却一概被视作“今天派”。但,多多曾说了“没有今天派”,所以,只有北方的潮流和亲临者。第二次是贵州,那一年“朦胧”的鼓吹者开始反诘“朦胧”。红花变百花,那一年诗人出国邀请函上的“后朦胧”被规定的学院译家翻译成“后不明白”(这绝对是真的啊!)

再一次是在大连,麦城邀了一帮人去讨论诗歌。在保险大厦,下着雪。一群“后不明白”诗人出来,我端着相机,小妮仰面就是一跤,恰好被我拍了下来。每次我整理底片见到这张电影画格似的135,我都会很难过,我不能说,这一摔,摔出了后朦胧诗的平凡,因小妮是个很好很善良而认真的人,不该在她从未去过的一个旮旯里享受另一个旮旯留下的难堪记忆,就像我过去,即便遭遇了小人君子,也都有所隐讳。张枣诗:“不恰切的甜”,即指此况,真实的事物,在不恰当的时候出现,有时,反而变得不真实。所以,我从未印出这张底片炫耀给别人看。

这也让我想起罗兰·巴特在《明室》里说的:“既然所有相片皆是偶然的(也因此而无意义),摄影只好戴上假面以制造意义(朝向普遍性)。假面一字正是卡米诺Calvino用来指人的面目之为社会和历史塑造出来的产物……假面,即是意义,因为这假面是绝对纯粹的(如同上古时代的剧场面具)。”关键是,社会似乎不大信任纯粹的意义。在这张底片附带性的场面记忆中,我记得,那幢大楼附近,有一个北方的自由菜市场,一群蒙着围巾和戴手套的东北大妈在卖萝卜和冻白菜,她们的脸,甚至比小妮的脸还要清晰。为此,我有些纳闷。或许因为她仰面摔下去的途中,脸翻转到后面去了。看来她还是不熟悉冰雪的物理性质,但她熟悉雪的颜色,因为就那一年后她写了《我看见大风雪》:“只有我一直迎着风雪/脸色一年比一年凉。”那时,她大概已去了中国最南边的城市。那里寸雪不降。而且,一首诗的生存可能比一个最卑微的下岗者的生存还要困难。所以,尽管她可能已洞悉了南国秘密的细节——这些细节,春风和煦,怕就是为了让人的记忆晕眩和支离破碎而诞生的。所以,当她想保持身世的连续性,就必须采用语言高蹈的姿态,用雪的同一性来补缀它。这恰好说明,灵魂是一根断线的风筝,要靠手上和周围所有的运气才飘得起来。跟卡夫卡一样,你要赞同甲虫变形的欢乐,就必须和布拉格沮丧的小人物一块爬起来,不得藐视眼睑上的阴影,而心高气傲的人,看到的却是被征服的头顶,为支撑它,你就必须具备超然的空间,还得携带自己原来的版图或土豆一类食物,保持养分。不曾有人陡然把小妮和海子作比较。但我一直在这么干,观察他们或其他人交错的行踪,很有意思,一个带着南方的绿往北方去,一个则带着北方的雪往南方来,而中间却是植物神。这张底片,也会随了时间慢慢地淡化,直到销声匿迹。

6

柏桦在去南京生活前,曾给我看过张照片,是他和北岛在重庆的合影,因地形原因,所以,平面上看起来他比北岛稍高出一点,柏桦很得意,有些认真地说:“我比北岛高……”。后来,由南京返蜀,写不出东西,陷入困境,焦灼地到我家叹息,见他这个模样,便策其写了《左边》,谈到和北岛的第一次会晤,又稍微过分地充满敬畏之情,北岛实际上要高得多。

柏桦很早就说过,他需要的是一个绝对的“保护者”。而任何一个保护者都有过人之处,所以,看起来,就会比一般的视线高出一截。

可见,柏桦论人,多半是由着性子来的。今天高兴,一切皆好,若脸是阴的,怕只能万般皆下品。他常常对自己也估计不足,所以,当我说,就诗本身而论,他的影响已超过北岛时(只能说某个方面),他半信半疑。时代对他太吝啬,同行又太惜墨,至于另外一种感情就更复杂了。我不只一次听他说,“今天派”的人都虚(怕的意思)北岛,多多例外……这是一种技术性的敬畏,实质是某种性质的话语权,而我从不认为,诗人应该有这些情绪,这也算是异化吧,因为技术带来高于常态的效果,就像成功所附着的魔力,而靠魔力阻断外界的真实性,显然,这有点“乌托邦”的特征,或幻想症,类似柏桦自己在诗里提及的“道德上的过错”(《痛》)

但在诗里泛泛而指和现实中自我审视是两码子事,也就是说,就文化习性而言,你也必须在场,不能轻易地把自己划到出污泥而不染的河那边去(帕斯卡尔称在《思想录》中谓:在河那边),要向过分象征性的东西论战,包括遮蔽我们自身的东西。日本人发现,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即公私不分,主要是伦理性的,所以,这又成为现代技术性社会的问题。两者的甄别与梳理,是现代主义的很重要的内容之一。我一直想说的是,没有反环境,及用它观察事物的习性,一根筋似的,也就根本不存在现代诗的技术。许多人写呀写呀……浪费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语言或语言象征的事物替换作了现实,压抑住了心灵别的东西,把自己符号化了,所以,也不会明白“反躬自问”里面真正的诗意性。即便千年以前的孔夫子都比他们看得清楚,所以能敬事而信。不像现在的人,你很难由他们的模糊状观其性别特征,精神性是一点也没有的,旧话说,不沾地气。他们申说神话,是为了自己成为神话。艾略特在《荒原》里写道:“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就统筹了这些观念。如果,现代批评的任务,是多轴线的观察和描述,不是就其一点否定一点,或泛泛地宽宥其它。所以,在我们大谈后现代或现代主义时,应该知其难度,没有哪个个人能制造难度的——但他们或许是:北岛、柏桦,还该加上贵州的黄翔——“共和国的三只颧骨”(《旁观者》),东亚佛教造像学之清像,瘦骨嶙峋。

惊怵是柏桦作诗的一大特征,就像罗兰·巴特说的,“这种重言式系统的主敌是辩证法”(《神话修辞术》),是迄今未能分辨的“快感”,得于这代人的语言环境、肉体禁忌和精神习惯,比如每个人的“手淫史”。鲁迅先生也有此种嗜好,日记里称之“捉足”。我第一次听说,是从敬文东那里。还没人研究这代人生理疾病和诗歌泛滥的关系。放纵,羞愧,沮丧,恐惧,我们是知道的,混合起来呢,会出现什么状况?

许多年前,他讲过少年流鼻血的事,非常突兀,毫无来由,正因为无缘无故,便很恐怖了,于是,有了后来这些句子:“他流下伤心的鼻血”(《以桦树为衣的人》),“美丽的鲜血震撼着”(《光荣的夏天》)。没有先兆,亦如发生的那一切,完全不必要,却意外必然的发生了,将人的一切本能激活。他的诗也具有这样的功能,“美丽”其实不是美丽,而是牺牲(在诗里,他常错当“牺牲”,也很爱用这个词),其实也不是牺牲,而是恐惧,在隐形的屠杀和灭绝面前,你必须保持同样的气质,青春、反叛、色情——但非现在纯粹肉欲的那种——理想主义、往事、回忆、激情……随之而来的所有懊丧。这些都同属原始而腐朽的感召力,甚至包括一切旧时的朗朗上口,都会背诵几句古老的玩意,而这感召力却最有效,它弥漫我们的人生,侵蚀我们的社会,使天性因麻木不仁而必须给予刺痛,不管哪种方式,就像锋芒施与没有对手的阴影。而柏桦的诗,正是这刺痛之诗,它不需要理解力。古老的女巫或现代疯婆子,用针刺我们的指头时,你立马感受的是刺痛,而不是理解力。柏桦为筹备这针头,会焦灼不安,寻其身边一切的道具和症候,凝结到词组合的针尖上,让人想起古代的巫师,或手术台原型,关于手术台,最著名的列子即T.S.艾略特《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那句:

When the evening is spread out against the sky

Like a patient etherised upon a table;

(此时黄昏正朝天铺开

像手术台上一个麻醉过去的病人;)

由新媒介的观念看,任何新功能的启用,都会对旧功能实施截断,沿用习惯了旧功能,焉能狠下心来给予截断。柏桦作诗,大致处于这种矛盾的心理。他神经质的敏感,尖锐,乖僻,封闭的个人化,不计其余,断绝后路的瞬间快感,必然形成一种汉语铤而走险的唯美风格,他的俊友告诫过他,“危险的事固然美丽”,但,谁愿意为此丢命,或弄得心力衰竭呢?他的诗,犹如刚从火焰熄灭的死灰,带了温度,给予我们的经验很正常的破坏,并让人很乐意享受种种断裂和记忆,但,没有人愿意过那样的生活,连他自己怕也不能忍受,手段终不能作目的,往往最极端的人,其实最脆弱。好在,他还聪明地知道,最讨厌的人或环境里,什么东西还管用。诗的经验,一旦变得市侩,会迅速孳乳狡猾。这也是我后来,不忍再读其诗的原委。

周围的诗人,其实隔得远了,张枣尤其激赏他的那些特征,称之为“一触即发的诗心”。我相信,崇拜词语瞬间发动的人很多,尤其青年一代。没有人会认为,这些都远远地来自近世的革命,并还原革命,还原于动荡的时代和人的悲剧,而这也正是柏桦诗歌,在平庸之辈尤其流行的基础,并具有研究价值之所在。他把语言快感和历史后效混为一谈,而暗自运用到对偶像的崇拜上,这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张枣也受其影响。这是我一开始就看出他俩传统性的一面,叙之“消极能力”(济慈语)。这是阅读柏桦的最困难的地方。如果,我们还没有登上巴别塔,就被扼守楼梯口的塔神或他的怪兽迷住,那说明塔神很有魅力,竟使接近的人跟着都成了自然主义者。那时代,我们特别爱用“幻觉”这个词,它要持续多久呢?它横亘我们与未来之间,让我们如何甄别无心的谎言(黑格尔认为我民族尤爱谎言)和自欺欺人,甚至天才和小市民混合的卷秩浩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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