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内外:《重塑神话、历史和现实的三重气质》作者:冯圆芳  朱大可

发表时间:2019-01-02 15:46
访谈


重塑神话、历史

和现实的三重气质

Reshaping the Triple Temperament of Myth,

History and Reality (interview)

冯圆芳  朱大可


冯圆芳:我阅读你的神话小说,会产生一种快感,除了语言上的愉悦感,还能感觉到一种独特的叙事气质:严酷而典雅,优美而沉郁,充满古董似的气味,却又富有想象力和戏剧性,而且还有一种很贴近现实的时尚感,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来描述这种独特的文学气质?


朱大可:你用了一个“气质”,我觉得挺合调的。在跟崔永元谈论非虚构故事时,他喜欢用“气质”来描述他采访到的历史故事的真实性、趣味性和震撼性。无论是虚构文本还是非虚构文本,“气质”可能都是一种容易沟通的描述维度。我们借用这个语词,试图囊括一些难以言说的事物,比如说历史的沧桑感、沉郁的古典风格、瑰丽的想象力,从历史现场散发出的细节美感,等等。写作和阅读的经验有时是难以描述的,它们需要用“气质”这样的词来进行转喻。我相信,永元所说的“气质”,跟你谈论的“气质”,其内涵可能完全不同,但奇妙的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用这个“语词”展开对话。


冯圆芳:有评论者指出,在《古事记》这个系列里,你分别用了三种不同的叙事方式,比如《字造》用的是儿童化的视角,《麒麟》用的是长颈鹿的动物视角,《神镜》采用的是类似《哈扎尔词典》的词条样式。为什么要如此诡异多变?难道你不怕会产生阅读障碍,而遭到你的那些粉丝的抗议吗?


朱大可:如何驾驭神话、历史和现实的文学三驾马车,并且重塑它们的“气质”,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它其实是对写者的叙事能力的考量。变化是我的本性,我必须借助变化来实现目标。我是书写界的冒险家,我的皮可能比别人厚一点,不太担心犯错和失败,也不太在乎别人的嘲笑。我觉得,我的关注界线,终止在小说写完的那个瞬间。小说完成后,它跟我的主体发生了分离,成了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我甚至无法细致地谈论关于它的写作经验。你要知道,虽然眼下我在谈论自己的小说,却像在谈论一位遥远的亲人。


冯圆芳:相对《古事记》而言,《长生弈》是一部相对被冷遇的作品,但其实我很看好这部小说。它有一个武侠小说的外壳,但比常见的类型化武侠小说,多出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多线交叉叙事、人性的复杂性、故事的隐喻性和象征意义,神话与历史的密集交织,还有关于生死的哲学性思考。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要选择武侠小说的外包装来装填你的故事?你难道不害怕它会被误解为一般意义上的“通俗小说”吗?


朱大可:金庸、古龙和温瑞安的武侠小说,是我长期喜爱的文本。大学期间,我买的第一本武侠小说,就是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地道的地摊盗版货,但它打开了我的文学视野。后来我用一页手稿,跟上海作协资料室交换了港版全集的阅读权。此后又读了古龙和温瑞安。我认为,这是当代武侠小说的“三个代表”。无论有多长的中西方古典文学阅读史,“武侠”总是我学习小说叙事的重要样本。所以我决定用这种方式来写第一部长篇。除了向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致敬,我还要向这三代武侠作家致敬。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我的文学导师。


冯圆芳:作为中国文化批评学科的奠基人,你的这次“华丽转身”,触发了数百家媒体和网站的积极反应,而且受到这么多的好评,这是否因为你的小说超出了人们对学者和批评家的预期?


朱大可:也许人们对学者和小说作者有一种认知定势,认为这两者是不能兼容的。这不能算是一种偏见,的确,不兼容才是常态。但我进入文学的第一种状态,并非理论,而恰恰是小说写作。早在文革后期和念大学之前,我就已经写了十几个短篇,虽然手稿被人偷藏,但这种写作训练已经秘密展开。90年代在澳洲期间,我又写了一组实验小说,被收录在花城出的《记忆的红皮书》里。现在的这种小说写作,不能算是“转型”,只能算是“回归”,而且我还在继续从事文化研究领域的写作和教学。我试图建构一种“多样性的存在”,如此而已。


冯圆芳:我记得你在微信朋友圈里提到过哈佛大学的格言——“追寻真理,如日饮水,日日清空,至死不渝”。我观察了你的学术轨迹,从文学批评家到新闻记者,又从新闻记者变身为纪录片制作者,继而转身从事文化批评和大众文化研究,而后转向上古神话研究,现在又回归到小说写作,这种对自己的不断清空,是否已经成为你的生命准则?


朱大可:我想是的。我不喜欢老死在同一座屋子里。我喜欢让生命处于更开放、流动和自由的状态。在这方面,刘索拉提供了一个非常罕见的范例。她在美国音乐圣城曼菲斯向黑人乐手学习蓝调的经历,以及她无条件追求自由的精神,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的。我的一位同龄朋友,曾任美国多所大学的法律教授,在经济法方面富于建树,却跑到杭州去读中国美术史专业。对于这种敢于自我清空和归零的壮举,我始终心存敬意。


冯圆芳:不断自我清空和寻找生活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注意到,此前你作为文化学者和文化批评家,也是一直在文学、美术、摄影和电影等领域游走,涉猎面很广,却又不属于某个固定的圈子。这一点跟其他学者很不相同,这是不是你生活哲学的一种表达方式?


朱大可:还谈不上哲学,但它至少是一种原则。我不喜欢背靠大树,不喜欢抱团取暖,也不介入任何圈子。我试图保持游走、疏离和远眺的习惯。虽然这样做会失去很多现实利益,但这世上还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珍贵的呢?我选择神话作为题材的重要原因是,只有在神话的想象性书写中,我才能击碎现实的坚固外框,获得灵魂的内在自由。


冯圆芳: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次出版的《长生弈》和《古事记》系列,都出现了“谜拓邦书系”的标识。两年前,你曾经在现代文学馆举办发布会,宣布这个书系的第一批产品问世,当时推出的都是年轻作者的作品,像《波斯镜灵》《鹰翼之醒》《诡面谜花》和《巫灯》,据说其中《巫灯》很快就销售一空。这次推出第二轮作品,却转为你本人的作品,这是否意味着,“谜拓邦书系”的主要作者,从原先的年轻人,换成了你这样的老手?


朱大可:暂时看起来是如此。但明年三四月份,会有第三轮作品问世,其中既有我本人的作品,也会有中青年作者的原创长篇。另外,他们撰写的三本神话故事集,也在陆续出版之中,其中《神话地图·中国卷》已经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我的计划是带出一些年轻有为的作者,并且让这个书系能够在神话主题里长久地行走下去,以完成神话叙事主体的更新换代。在我们这一代退休之后,他们将成为合格的接棒者。有才华的成熟的青年作家,才是神话书写的真正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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