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铜罐和陶罐》 作者:黄德海

发表时间:2019-10-15 11:02


黄德海,《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上海文化》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诗经消息》《书到今生读已迟》《泥手赠来》《个人底本》《驯养生活》《若将飞而未翔》等。曾获“《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奖”、“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第八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文学评论家”。




黄德海
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因为面临各种艰难的选择,我不期然卷入了一场自己无法左右的人事纠缠,从而把基本明确的选择和相对平静的心情都破坏了,也就借此机会沉溺到坏情绪里去,终日无所事事。偶尔,也会为了遣散心中的郁结,去图书馆翻出几种古代的笑话或寓言集,借其中的戏谑或讥诮稍稍透几口气。遇到特别引动感触的,就干脆抄在纸上,慢慢也就积了几十张的样子。前些年搬家翻检旧物,还看到了这一堆故纸,便拿起来又读了一遍,看到自己抄毕之后显得感慨万千的跋语,顾自笑了一回。这次因为要写文章,忽然想起当时抄的一则寓言,想找出来引在下面,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好在我还记得那则寓言的内容和斑驳的古意,便从一本旧书中引出来——
河流下驶,而浮二盌,一铜一瓦。瓦盌哀铜盌曰,君且远我。苟触我,我糜碎矣,且吾固不愿与君同流也。故天下之友,惟同其类者乃亲。
盌(wǎn)是大口小腹的容器,应该是对英文Pot的翻译,有译为“罐”,也有译为“锅”的。熟悉近代翻译的人应该认出来了,上面的译文是林纾的手笔,出自《伊索寓言》,初版于1903年。如钱锺书所言,这时期的林译还远没有老手颓唐,简劲的文字“使我们想象出一个精神饱满而又集中的林纾,兴高采烈,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不止如此,这本林译《伊索寓言》也有他前期翻译的典型特征,少不了“时常附加在译文中的按语和评语”,就像这段之后就有他的议论:“畏庐(按林纾号)曰:邻国固宜亲,然度其能碎我者,亦当避之。”写这话的时候,畏庐老人的心里装着的,恐怕是对西方船坚炮利的愤恨和对自己所居之国的无限担忧。
大概是因为使用的底本不同,虽然各译本的大体意思相似,但翻出来的细节似乎并不相同,比如有的译本就与林纾的相似:“请你离开我游泳,不要靠近来,因为你如碰着我,我就碎了,即使我并不想要碰你。”另外一种译本,则区分了有意碰撞和无意碰撞:“你离我远一点,不要紧挨着我。如果你撞我一下,我就会粉身碎骨;同样,即使我不在意碰你一下,也会体无完肤的。”至于其中的寓意,也有的与林译相似,所谓“同等的人才能成为好友”另有一种,寓意则译为:“贫者与豪强为邻,惴惴焉朝不谋夕。”这意思也差不多同于,“在贪婪的国王的近地住着的穷人的生活是很不平安的。”如果合作者使用的底本是后面的这种,林纾先生的按语大概就不必如前面那样远兜远转,自然承接原文的寓意就可以了。
这则寓言当年引发我感触,是因为自身不值一提的小小挫折,再次记起这寓言,则是读历史读到了江充的故事。“武帝末,卫皇后(当时太子之母)宠衰,江充用事(当权执政),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且不管江充是不是性情奸伪,他以大臣身份卷入皇室斗争,差不多已经是陶罐碰上了铜罐:“后上幸甘泉,疾病,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亡,莫敢讼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陶罐不自量力,不但不对接近铜罐惴惴以待,还要“由疏陷亲”,“糜碎”差不多早就是能看到的唯一结局了——“太子惧,不能自明,收充,自临斩之。后武帝知充有诈,夷充三族。”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虽曰“起自(阳陵大侠)朱安世,成于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败”,细想起来,也未必是江充非要以陶罐去碰铜罐,很有可能是他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为(作为握有权力的“酷吏”,有时候不得不违己意行事,甚至按某种特殊的意志行事,正是酷吏的特征)。或者我们不推测江充的动机,来看当时情形之下,如果有人完全明白陶罐不能碰铜罐,并极力设法避开,是不是能逃脱“糜碎”的命运。卷入“巫蛊之祸”开端的丞相公孙贺,差不多可以作为典型——
初,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云,贺不得已拜。出,左右问其故,贺曰:“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后因贺捕朱安世)安世遂从狱中上书,告(公孙贺之子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穷治所犯,遂父子死狱中,家族。
遇到这种情形,我们或许不得不说,无论陶罐怎么设防,怎么谨慎,都很难改变几乎命定的结局——碰撞的发生很可能与陶罐的选择没有必然关系,只是铜罐出于各种原因的主动,如洪迈《容斋续笔》所言:“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木将腐,蠹实生之;物将坏,虫实生之。是时帝春秋已高,忍(狠心)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祸之所被,以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太子),以兄子则屈氂,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固不待于江充之谮(诬陷)也。”
暂且不管陶罐是不是自然德性上本来就有问题,铜罐这种令出无常的行为,当然可能是因为其嗜好服食求神仙所致,所谓“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照后世的推测,铜罐所服禁方的材料,“离不开铅和汞,有时且杂有砷和铜。这些原料的任何一种都是有剧毒的。”即便经过各种化合作用形成丹药,原料的毒性有所减弱,“但长期服用仍然可以慢性中毒。”铜罐服食了这些有毒的禁方,难免会有所变化:“第一是性情变得烦躁,喜怒失常。第二是性情变得多疑,猜忌得过分,以至亲人都不相信。这两点与汉武帝当巫蛊事件发生时的性情相合。”
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推测很合乎人们通常的理解,甚至说不定也正是曾经作为现实的历史最通常的一面,但也正因为通常,铜罐会被看成某种混乱思维和强制思想的必然产物,忽略某个特殊的铜罐在历史中表现出的独特具体,也让人对历史宫闱更为复杂的可能性失去兴趣。这样想下来,难免会觉得失去了一点儿什么——这点儿失去的东西,会是什么的呢?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以“癸丑(1913年)三月”把林纾的翻译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林纾的翻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他和他翻译的东西关系亲密,甚至感情冲动得暂停那支落纸如飞的笔,腾出工夫来擦眼泪”。可到了后期,却“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读来使人厌倦”,仿佛“一个老手或能手不肯或不复能费心卖力,只依仗一点儿熟练来搪塞敷衍”。出现这种前后落差极大的情况,当然可以说是林纾已进入晚年,心力大不如前,因此显得淡漠甚至冷淡。可如果只是出于年龄问题的心力衰退,又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会在更加年老的时候(1919年)发表《荆生》和《妖梦》这样矍铄而富有挑战性的小说。191312月,林纾拜谒竣工的光绪崇陵,并有《谒陵图记》写此事,不妨抄录最后一部分,来看他当时的心境——
呜呼!沧海孤臣犯雪来叩先皇陵殿,未拜已哽咽不能自胜,九顿首后伏地失声而哭。宫门二卫士为之愕然动容,骑告守宫者,将引登享殿。纾目止之,遂归逆旅。寒极,炉不能温,与老仆同榻而寝。
文中的凄凉情形,恐怕正是林纾其时内在心绪的外化。林纾18961897年开始翻译西方小说的时候,社会上守旧的势力还处于上风,因而林译小说作为一种新因素,“不但直接帮助培养了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而且也促成了后来他自己不能认同并要反对的趋新倾向”,这时他翻译起来当然有因斗志而起的踌躇满志。只是,在新旧不两立且攻守变换快速的19世纪末,双方力量很快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以皇帝为代表的旧事物被推翻,林纾基于传统吸纳外来事物的立足处已被抽掉,他吸纳新事物的心力必然大为耗损,翻译便难免像“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乏的手指驱使着退了锋的秃笔”。此后,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旧势力间的形势完全翻转,林纾才可能摆脱新旧间的首鼠两端,重新满是斗志地投入硝烟弥漫的文化论争,只是这一次,他站在了守旧的一边。
近代的历史因为离我们不算太远,说起来还有些切身的感觉,时间再拉得远一点,对某个时期的了解再少一点,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形势铁板一块似的,盛衰也仿佛真的只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只要把历史拉近一点,细节稍一呈现,那铁板就难免松动,其间新旧交替的剧烈程度,有不下于近代者。就拿西汉来说吧,并非从刘邦开始便是盛大富足的社会,“汉承战乱之后,满目疮痍。贵为天子,刘邦的乘舆竟凑不齐颜色相同的四匹马……面对这一现实情况,刘邦君臣只好轻徭薄赋,约法省禁,与民休息。惠帝二年,曹参接替萧何出任相国,萧规曹随,奉行无为而治”。如《史记·高后本纪》赞所言:“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种因应具体而采取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黄老之道,历文、景而不变,才有了《平准书》所述汉武初年的情形——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京城和边邑)廪庾(粮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数)。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牸牝(有发情可能的母马)者摈(排除)而不得聚会。守闾阎(平民居住的地区)者食粱肉(精美的膳食),为吏者长子孙(为吏时间长,子孙长大而不转职任),居官者以为姓号(官名成了姓)。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厌弃)耻辱焉。
真是一派繁盛景象没错吧。因为与民休息,民间自然焕发出生机,只要没有水旱灾害,老百姓就家给人足。从首都到地方,粮仓都是满的,有些粮食还因为储藏太久而发了霉,串钱的绳子也腐烂了。马充斥在街巷和阡陌间,乘母马的人被排除不能聚会,大概是因为怕公马闻风而动造成“堵马”。居委会干事都能吃上精美的饭食。或许是因为生活如此安稳富足,上层和老百姓也就不觉得有更换各级官员的必要,担任某个职位时间长了,很多人就以自己的官名做了姓,比如管粮仓的就姓了仓或庾。应该就是因为这种稳定的生活,民间也就人人自爱,多行义事,犯法和让人觉得耻辱的事就少了。即便太史公的描述需要打上几个折扣,比较中国古代的其他时期,作为老百姓,这大概是能够想象的最好的日子了吧,能一直维持下去该多好。
可惜的是,承平的日子总是短暂,日后,人们大概只能靠回忆来记起这样的美好了。不过,或许也不用急着慨叹,看惯了历史兴衰的人早就见怪不怪,比如吕思勉就这一时期说过:“汉以无为为治,由来久矣。有为之治求有功,无为之治,则但求无过,虽不能改恶者而致诸善,亦不使善者由我而入于恶。一统之世,疆域既广,政理弥殷,督察者之耳目,既有所不周,奉行者之情弊,遂难于究诘。与其多所兴作,使奸吏豪强,得所凭藉,以刻剥下民,尚不如束手一事不办者,譬诸服药,犹得中医矣。故历代清静之治,苟遇社会安定之际,恒能偷一日之安也。”也就是说,在熟读汉史的吕思勉看来,汉初的无为之治类似中等级别的医生,开出的药方主要是为了防止即将发作的病情(“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差不多只能算苟安而已。
虽然没有能力商量,但我总觉得吕思勉的话里有一丝压迫性的坚硬(或许是因为他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正经历着抗战的烽火),会导向某种必然性的结论。不妨试着把上面的话换成陶罐和铜罐的比方——在社会安定的时候,天然的铜罐也不妨把自己当成陶罐,不去随意碰撞,以此维持社会的安定。可等铜罐察觉或意识到陶罐已经即将壮大成为铜罐,自己有可能沦为陶罐的时候,疾风迅雷之变就几乎成了必然的选择。
当年读王勃的《滕王阁序》,有感于其中的“冯唐易老,李广难封”,颇找了些关于冯唐和李广的材料来读。记得其中有一则故事,是说冯唐历任三朝,其主张却每每与当时的皇帝相悖,因此终身未得重用。可这次去查找这个故事,却遍寻未获,读本传的感觉,是冯唐为人过于耿直而失去了升迁的机会,“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样的感叹,只是说他至老也没有得到重用,并没有自年轻时便处处背时的意思:“文帝说(冯唐之言),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七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那么我看到的那个每每与当时皇帝相悖的故事,来自哪里呢?查来查去,终于在《文选》李善注里找到了——
颜驷,不知何许人,汉文帝时为郎。至武帝,尝辇过郎署,见驷尨眉皓发,上问曰:“叟何时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丑,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上感其言,擢拜会稽都尉。
这故事出自《汉武故事》,李善注张衡《思玄赋》“尉(小官)尨(máng,杂色,此处指斑白)眉而郎潜(老于郎署)兮,逮(到)三叶(三世)而遘(gòu,遇上)武”一句时,引用了这段文字。仔细推敲起来,这故事里的“景帝好美而臣貌丑, 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很让人生疑,很像是为了说明颜驷三世背时倒运凑成的对子——难道真会有两任皇帝以美丑和老少来任命大臣?这样的故事容易让人印象深刻,但细究起来,因为给出的理由太过直接和巧妙,反而少了丰富而曲折的质感。这也就怪不得上面这精巧的故事很少有人引用,反而是《史记》朴素的冯唐本传成了后来不断重述的典故。
我之所以把两个故事记混,恐怕是因为冯唐和颜驷都身历三代,且都未得志,记忆稍一模糊,就把不同的事归并到同一个人身上去了。不过,如果不怕推论过于大胆,我有点想说,颜驷故事非常可能是冯唐经历的变形,不过把后者经历里参差复杂的部分作了简化整饬,于是几乎变成了传奇小说的样子,连带着人名也改了。之所以能被编排出如此故事来,当然跟文帝至武帝几十年间高层决策的较多变化有关。即便是后世合称的所谓“文景之治”,在距离这一时期还不算太远的人们看来,也有着非常具体的政策差异,更不用说看起来就完全不同的武帝时期了。
前面已经写到文景之世民人生活的富足,可这以外示柔弱为本的政策,也难免会造成很多问题,所谓“汉兴七十年,恭俭无为之治,继承勿辍。至于武帝,而社会财富,日益盈溢。又其功臣外戚同姓三系之纷争,亦至武帝时而止。中央政府统一之权威,于以确立。而民间古学复兴,学者受新鲜之刺激,不肯再安于无为。而边患亦讫未宁息,抑且与时俱进,不得不谋痛——惩创之道”。更具体些来看,除了边患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的程度,汉武帝面对的内政问题其实也已经非常严重——在上层思想层面,黄老无为的地位虽已不够稳固,却仍然有非常大的势力,民间古学的复兴不免受到压制,况且“诸侯王骄横不法,有的甚至觊觎皇位;豪强地主奢侈不轨,武断(以权势断定是非曲折)于乡曲;丞相权势过大,皇权被削弱”。
武帝继位之后遇到的问题如此,他采取的措施也就必然与以上的困境有关,除了对外用兵的四处征伐,对内也各有针对,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改革,还有如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等项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还有如统一货币、管盐铁、立平准均输制等项经济制度的改革,等等”。一项政策的成败利弊,不能以固定的抽象标准来评价,恐怕得放在当时的具体之中才能更好地判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不得不说,汉武的以上举措,有着非常明确的具体针对性。汉宣帝后来对其祖的评价,应该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循,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濊、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巨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
这段文字与《史记》关于武帝的描述(“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一致,都是先述其“外攘夷狄”,强调了戡定边患的重大功劳,正是武帝谥号所从来的“威强睿德”“克定祸乱”。次言其“内修法度”,并在末后展示种种祥瑞,由生人上推至神明,虽不免“神道设教”之嫌,然或也有“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之意。至汉哀帝时,王舜和刘歆对汉武的评价,也是先武功而后文治,所谓“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北攘匈奴,东伐朝鲜,西伐大宛。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模可见。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也就是说,至汉哀帝时,对武帝的评价还是严格按照谥号的,可在《汉书·武帝纪》的赞里,情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访求)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襢,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颜师古注这一段的时候,说班固“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俭也”,似乎没有看到孟坚先生干净地剔除了汉武对外征伐的这部分“雄材大略”,也就是居然完全遗漏了武帝谥号所由来的“武”,反而强调了他“文”的一面。考虑到汉宣帝以及王舜、刘歆对武帝的评价,均出于《汉书》,这段赞语也是在武帝本纪的后面,显然不是班固不清楚前人的评价,更不会是粗心大意的疏忽所致。这么考虑下来,差不多只能承认,如此赞语应该是班固有意的选择,那么,这样的选择包含着怎样的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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